从古至今，人们对论语“学而”篇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注解，莫衷一是，至今仍无一正宗、地道且切合时代的解读。而这一章的诠释，不仅关系到对于“学而”的领解，更关系到对于整部论语的领解，甚至关系到孔子思想境界及整个儒家思想真如实相的领解。笔者有感于斯，将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背景，运用词源学、语义学等学科手段，并结合当今时势，对本章做出正宗、地道又富于时代气息的解释，望有助于我们对于该章的学习、理解并有助于对整个儒家思想乃至国学全体的融会贯通。
其实，本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句联读，用“说”、“朋来”、“不愠”等具体心态与事项，举例说明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从对生命真相的觉悟开始到觉行圆满的全过程。这既是孔子一生追求真理并终于获得真理的真实写照，也是人类生命当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推而广之，又何尝不是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呢？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位最伟大的先觉者——孔子，他是人，是人类的觉者，所以他首先关怀的是人，是人类的生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先圣孔子与印度民族的先觉者——释迦牟尼的区别，也是儒家与佛家的区别。但是对生命本质的关怀是相同的，关怀的目的也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对生命类别的关怀，有广狭的差别而已。正如释迦牟尼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一样：“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既然儒家、佛家对生命本质的关怀相同、关怀的目的也相同，那么所觉悟的人生真理，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了。
事实上，儒家、佛家、道家（中国另一位先觉者——老子所开创），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几千年来，一直就是互相关联、互相融摄，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所以禅宗的古大德们常说：在一个大彻大悟的大智慧人眼中看儒释道三家，儒释道三家圆融无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在那些小根小慧的人眼中，儒释道三家才会有差别、有挂碍。 这就是能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作为背景（其实也应该以此作为背景，下文的大量专有概念及行文思路都将全面体现这一点）领解这一章的根本原因所在。
纵观当今整个国学（现阶段，在我们国家主要以哲学思想的形式进行研究）学术界，可知运用词源学、语义学等学科手段，阐明观点，进而建构学术体系这样的范式仍是研究方法的主流。故笔者亦将从善如流而采用该研究进路。
但不管如何，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在新时代中领解前人的思想，紧扣时代主题、并为时代发展进步贡献力所能及力量又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故笔者亦将结合时代热点略事发挥。
为了全面、深入、透彻地领解这一章，必须先训释几个重要的词。
学：“学，觉悟也”，(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白虎通•辟雍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荀子•劝学》)。由此可知“学”之一字，在秦汉，以“觉悟”为义，还是很普遍的。因此作为《论语》首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训释为“觉悟”当可成立。从荀子《劝学》篇，“学(觉)”的方法为“日参省乎己”，“学（觉）”的目的是使“知明”这个层面来看，孔子说：“观过可以知仁”，孔子的高足，曾参“吾日常三省乎吾身”就不难理解了。
时： “时，四时也。”（《说文》）；“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时’是日中之‘时’。”（梁•皇侃《论语义疏》以下简称《义疏》）。因此，训“时”为“随时，无论何时”，当不为过。举时则地在其中，所以此“时”字，实际上是指随时随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
习： “习，鸟数飞也”（《说文》）。“习，学也”（《吕览•审已》注）。此指雏鸟从母鸟那里知道了扇动两翅就能飞行，但仍飞不起来，飞不高，飞不远，还需要不断的练习。从知道如何飞行到能够自由自在的飞行，还要有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习”。可见“习”是指“熟习”的过程，就是练习。再结合“习，学也”来看，这句“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当是指从觉悟的时候开始，自觉地将觉悟的真理贯彻到行为实践当中，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都符合觉悟的真理，从生疏到熟习的练习过程，亦即从自主的、有意的主观行为（即有意识地去那样行）达到自觉的、自由自在的（即无需刻意去那样行）即无我之境的全过程。
说：“说”皇侃在其《义疏》中写作“悦”。《说文》有“说”无“悦”，可见“说”、“悦”相通，只不过 “悦”是后起字，是俗字而已。“说”，悦也，乐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从内至外，通体都喜悦。
朋： 包咸说：“同门曰朋。”（三国•何晏《论语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刘宝楠说：“宋氏翔凤《朴学斋札记》:《史记•世家》‘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弟子至自远方，’即‘有朋自远方来’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师弟子之道有三，《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为弟子。按：宋说是也。～～《学记》言：‘学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然则‘朋来’正是学成之验。又据《淮南子•兵略训》“方者，地也。”《礼记•表记》注“方，四方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因此，我们知道，“朋”并不是现代意义之所谓朋友，而是指来求学的弟子，“有朋自远方来”者，正是觉悟了并能将这觉悟的真理贯彻到自已的行为实践当中，达到知行合一，达到了圣贤人格的人，就能够化民易俗，影响广远，使四面八方很远很远的人都来求教觉悟的真理。
知：刘宝楠说：“《礼•中庸》记：子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论语》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正谓已之为学，上达于天，为天所知，则非人能所知，故无所怨尤也。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是故学而不厌，时习也，知也，诲人不倦，朋来也，仁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圣者能之也。”皇侃说：“君子凡事不求备于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人有钝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注言 ‘人有所不知’则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正义》）
“愠”，恚也，即从内心的深处生出的一种不愉悦的情绪。由此可见，刘注“不知”有二义：一指不了解自己，二指不能领解所传受的“道”。结合全句，第二种义长。通过对上述几个重要字词的疏识，本章所包含的义理，就已经非常明白了。从我国古代儒、佛、道三家卓有成就的人物对生命真相或者说对人生真理追求的全过程来看，无一不可以说是这一句话最好的注脚。
实际上，凡是执着追求人生真理的人，从他有所成就或者说有所觉悟的时候开始，逐渐达到知行合一，智慧增长，实至名归，自自然然，就会有人追随他，向他请教，近者悦之，远者怀之，渐浸渐远，四面八方蜂至蝶来，讲学、传教、布道就自自然然的开始了。在传播真理的初期，多会为高深的真理难有适当的言辞、方法表达，传授而烦恼，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百计千方地传授、指导、讲解，而求学者仍然懵懵懂懂难以明白而烦恼。但随着自己悟境的纯熟，“知”与“行”的更加统一，直至“知”“行”一如。深深明白真理之难信、难受、难奉行，亦是自自然然的客观存在，只有随缘教化，任其自然而矣，绝不会为受教者不能接受自己所觉悟的真理而烦恼。到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炉火纯青的火候了，就已经是人格完全成就的人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真乃传神之笔。
综上所述，将这一章解释为“孔子说：‘觉悟了人生的真理，并能将这真理，随时随地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实践中，不是会感到由衷的喜悦么！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向你求教你所觉悟的真理，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么！尽管你千方百计地点拨，却仍然有人不能领悟你所觉悟的真理，而你的内心却没有因此而产生不愉悦的情绪，这不是一个觉悟了的人，觉行圆满的表现么！’”应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前面的解读，我们能得出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结果就是，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文化成果，一切的有利于人类的被我们称之为善性的文化和不利于乃至于有害于人类的被我们称这为恶性的文化，都是人们的知觉性，人们的明德不断作用的结果。人类利用人人本具的知觉性、本具的明德创造了文化，其创造文化的初衷，是要安抚人类的，给人类带来便利的，给人类享受的，文化的进步，是人性的胜利。
因此，我们应积极进取，充分利用这个知觉性、这个明德，再创人类的辉煌，化娑婆为极乐，实现人类的终极理想——全社会大同。不仅人与人之间，共享文明、共享自然，和谐圆融，幸福快乐，过着无忧无虑、无烦无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宁静安祥、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行动自由、快速方便，心灵自由沟通，思想自由表达，一切违缘障碍彻底铲除的真、善、美、慧、乐的生活。而且与整个生命界的一切生命和谐共处，共享自然。这不是梦，不只是理想的乌托邦，假以时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这个目的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即以今日的手机、电脑、卫星、航天飞行器等等现代文明成果而言，是古代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么？人类利用人的知觉性，利用人的明德，创造了人类的文化，这文化所结出的硕果——文明，原本是供人享受的，是为人类服务的。当然，在文明进步的历史阶段，还不能满足或完全满足人的所有需求，而优越的文明条件，作为一种强大的外缘，又在不断地剌激着人们的心，使人们的心不断地滋长着要占有他们的欲望，贪心膨胀的结果，当然会给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不利的影响或妨害人类充分享受生命带来的喜悦，乃至妨害人类的生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有积极地利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再创文明的辉煌，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各种要求，都在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满足的时候，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就会不断减少，乃至逐渐消失。那些仇视人类文明进步，还在歇斯底里地呼喊：现代文明越进步，道德就越沉沦的道学先生们，是该醒醒了。你们想想看，难道茹毛饮血、生食草、木、花、果，比熟食好？难道披树叶、毛皮比穿棉、丝衣服好？难道你放弃车、船、飞机不乘硬要徒步而行，放弃手机、电话、网络不用硬要徒步送信？天天享受着人类文明带来的便利，却又咀咒文明进步的道学先生们，你们这难道也能算是道德的吗？我亦入此暗流，常常感道德之沦丧，叹人心之不古，罪孽啊，生入泥犁，活该！
人类生命利用人的知觉性，利用人的明德，创造了文化，使文化现象，尤其是物质文明日新月异，苟日新又日新。人类生命创造的文化，原本是为人所用的，人是创造者，人是主，文化是被创造者，文化是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人是主，文化是客。人是文化的主宰者，文化的把握者，因此，人类应充分地利用文化，让文化为我所用，充分享受文化的成果——文明为我们带来的便利。
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为了更好地享受生命而创造的，所以，充分地享受文化的成果——文明，就是享受生命。享受生命，安住于喜悦、安祥，才是正理，才是生命进化的本来目的。那些不敢享受生命，不敢安住于喜悦、安住于安祥，硬要折磨自己，折磨自己的肉体，折磨自己的灵魂的人，是逆生命进化的罪人，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尊重生命、不珍惜生命的具体表现，所以，佛家有毁损身体为犯菩萨戒的戒律，儒家有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导。孔子在《易传》中说的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孔子既说“生生之谓德”、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说能使一切生命更好地“生”，让一切 生命能充分地享受生命的，就叫做德，就叫做大德。所以，中国文化的传统对于新生命的出生，必然庆贺。如新生儿喜庆之类的“三朝”、
“十朝”、“满月”、“百日”、“周岁”，以及以后的生日等庆祝活动是其例。又两性结合，既能使人更好地享受生命，又能使生命生生不息，因此，也必然要庆贺，以及厚葬的习俗的形成等等，这无一不可视为对生命尊重的具体体现。
基于此，在这里奉劝那些不肯享受生命，安住于生命所带来的喜悦的人，对自己慈悲一点，不要再残酷地虐待自己了，何必自苦苦人，自害害人呢？欧阳修等在《新唐书•陆象传》中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都是智者啊，何苦自甘沉沦，沦为庸人呢？
我们已经明白了，文化是人类利用人的知觉性、利用人的明德所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人，是文化的主宰的。所以，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人为主，文化为客；人是主宰者，文化是被主宰者；人是主动的，文化这被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主动地支配文化，自由地支配文化，积极地享受文化的成果——文明！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明白这一点呢？在越来越多的文化门类面前，在纷繁复杂、五花八门的文化积淀中，面对这日趣繁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象，不是痴迷巅狂，就是被沉重的文化现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是迷惑痴狂、纸醉金迷，就是大喊活得好累。不是消极失望、裹足不前，就是为名为利、为权为势、为图一时之快乐、为逞一时之勇猛，而丧心病狂。从而，令那些粗心观察的道学先生们得出：文明越进步，道德就越沉沦的结论。
这还只是挂一漏万的举例而已，若细数起来，则横说竖说，尽未来际说，也是说不尽的。这种种现象的产生，无一不是被文化奴役的结果。人类创造了文化，却又被文化奴役，做了文化的奴隶，成了文化的仆人，被文化残酷地摧残着、奴役着、压迫着、控制着、捆绑着，不能动弹，甚至被压抑得几乎窒息，使人喘不过气来。在人们快要窒息的时候，就会有人畜积认识生命真相的全部力量，奋臂一呼，挣断几条绳索，给人以稍稍喘息的机会，让人们苟延残喘。这奋臂一呼的不是别人，正是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人类解放运动的先驱，人性论的圣哲。孔子正是中国历史上奋臂一呼的圣人，他既是人类解放运动中最伟大的先驱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人性论者。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泛爱众”、“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人啊，醒醒吧！一切的文化现象，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人的知觉性、人的明德所不断作用的结果。它们是人创造的，是属于第二性的，创造它的目的是为人所用的，怎么又会成为的人桎梏呢，成为残害人、奴役人的工具呢？
人啊，醒醒吧！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现象是人为的规定，是人类的约定俗成。它虽然一旦被创造了出来，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具有了自己的运动规律，我们应当遵循它，不遵循它，当然会受到它的力量的打击。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文化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既有能力将文化创造出来，我们就决定有能力将不利于人类自身的文化改造好，令文化永远为人类服务，为人类所用。
当一种善性的文化现象被转化为禁固人们的思想、妨碍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时，就已经是恶性的文化了。当此之时，我们就应该改造它，使它成为一种积极的能推动社会和谐地向上向前发展的善性文化。比如“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将文化中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恶性的方面“损”去，而“益”之以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善性的方面的典型例证。
人是文化的主人，我们必需牢牢地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不要做文化的奴隶。我们对于人类的文化现象，一定不能执着。那些死守陈规、执着教条而不能变通的人，必将受到文化力量的压迫，成为文化的奴隶而不得自在。文化是人创造的，属于第二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越文化，超越这后起的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回归生命的第一性。只有超越了人类利用人的知觉性所创造的属于第二性的文化，才有可能回归生命的第一性、回归生命的真实，从而达到把握生命，役使生命，享受生命，令世、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能为我们人类所用的目的。
生命的本体，其作用就是一个知觉性，简言之，就是一个知，运用这个知，就能使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生命现象，认识生命自身，从而使生命为我所用，达到享受生命，进而超越生命的大自在，大解脱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在《圆觉经》中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由此足见，知之一字，神通之广大了。所以唐代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在《法宝坛经》中，对在他所有的弟子中，最深地领悟了他的禅法的神会大师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是信而有征的。
知是生命的作用，而非生命的本体，但知是生命本体所显现的唯一作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知这个作用的认识，来认识本体，即通常所说的从用达体。
每个独立的个体人的生命，在知觉性这个作用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究竟一如，若符合契，没有丝毫的差别。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与人之间，决定是同体的，既同用又同体，唯一的差别仅相而已，如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相虽有别，但相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因而是不可固执的。因此，人们对于相的执着，就显得有些愚不可及了。
况且，相的差别，也是无量因缘聚会的结果。按照因果的规律或法则，相的差别，也是以前世的造作为因，今生的所想所作为缘，因与缘会而形成的。所以，我们应当，多运善心，多行善事，久而久之，自当成就相好庄严的福德相，“相随心转”，说的就是这桩子事。因不是本题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就生命本体的作用知觉性而言，则是人人平等，究竟一如。但就作用的结果而言，则是千差万别的。智、贤、愚、不肖、善、恶、贡献社会、造福人类、发展文化、创造文明、为害社会、为害人类、毁灭文化、破坏文明、五逆、十恶、慈悲、仁爱、善良、温和、残酷、暴虐、狠毒等等，种种种种，是否就可以执着了呢？
人的知觉性，既然是相同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千差万别呢？难道真的是人性本来如此吗？难道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不可避免。
人的知觉性虽然同一，但所遇的缘不同，其作用的结果也就自然不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所说的“习”，就是指不同的因缘的逐渐薰染，孟子说“民之性，若水之性，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正是指的性虽同一——水，但所遇的因缘不同——“决诸东方”、“决诸西方”，所以，其结果就必然不同——“东流”、“西流”。
因此，我们不要执着于善恶的观念，世间人，绝没有纯然一善，也没有纯然一恶的，没有绝然无善的，有的只是善多恶多，善少恶少罢了，除非他已成就了圣贤人格。有谁又愿意为恶呢？或初涉恶缘，不觉不知，待其已知，则为时已晚；或陷于恶缘，无力自拔；或面对恶缘，无力抗拒；或为恶缘所转——等等。总之，其为恶者，因缘而已，非本性自恶也。其恶也，非永恒不变，缘改变其行亦将改变，谁又不愿为正人君子而自愿为残为恶，落下千古骂名呢？所以，为恶者最可怜，虽然是他们自己的错，但谁又愿意犯错呢？因此，对待恶人，我们一定要生出怜悯之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心，千方百计地挽救他，而不是求全责备，一棍子打死，他要是没有遇到恶缘而是所遇皆善缘呢？其不善才怪呢？我们在痛恨恶人的时候，可曾想过，假如我们自己所遇的缘跟他一样呢？设身处地为他们想过吗？扪心自问过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嫌弃恶人，而是要同情恶人，关心恶人，一句话，对恶人要仁爱，为恶人创造善缘，令其改过自新，成就善业，完善人格。俗语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语出《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让我们多一点仁爱之心，少一点嫉恶如仇之见吧！这样，人类文明的进步会更快一些，对自己人格的提升也会更有利一些！
就生命本体的作用——知觉性而言，本来是无善亦无恶的，其善恶之心，是与法尘境相配合而成者，而法尘境又是由其所遇之缘而成者。用的本来面目，既是无善亦无恶，那么，体当然是无所谓有善有恶了。克实而论，就生命的本体而言，即善恶之名亦无，又何善恶之实哉！善恶如是，得失如是，是非亦复如是，……总之，欲识生命真面目者，一定要放下得失，放下善恶，放下是非……等等等等知见，放下放下再放下……，要知，“知见立，知既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盘”（《首楞严经》），放下你的个人知见，即可契入生命的真实，又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作用是本体的作用，虽然，从行为的结果来看，从本体到作用之间，已经递进了不知有多少个层次，但不管怎么说，它总只能是永远也只能是本体的作用，所以，善也好，恶也好，正其造作的当下，无不是那生命的本体，不是吗？参参看！所以，宋•释普济禅师才会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五灯会元•卷五十三》）既如此，又何执着之有哉！况且，生命的作用，本来无非一知觉性、一个明德而已，哪里又找得到你的那些执着，你的那些知见呢？
再者，作用既然是本体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当然地认为，作用就是本体，因为原本就没有能离开本体的作用，当然，也没有能离开作用的本体，所以说，离体无用，离用无体，因为体是用的体，用是体的用，用之与体，原本就是一体不分的。事实的真相本来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为：体即是用，用即是体，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是分而不分，纯然一体的。由此足见，只有放下属于第二性，乃至第三、第四……的文化观念，一切的一切，全部放下，你就是“学（觉）”了，就是“学（觉）而”之人了。随时随地，随所遇缘，不断如是用心，你就是“时习之”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上曰下文》）、“日常三省吾身”，久而久之，功夫自然成片，习气自然消除，到那时，则无需作意，自然不为情牵，不被境转，大定大用，自然现前。
孔子被人误认为是鲁国季氏家的判臣阳虎，而被困陈国与蔡国之间，绝粮七日，而悠然赏琴，方寸不乱，这不正是“学（觉）而”之人的风骨么？“学（觉）而”之人的大用么？若非超越是非、毁誉、得失、成败等等，被误认为残毒犯上的乱臣贼子，岂能不乱！若非超越生死，绝粮七日，岂能悠然抚琴，方寸不乱！这不正是大定大用的自在境界么？
孔子一生，致力于 “学（觉）”的教育，“诲人不倦”，巅沛流离，历尽坎坷，这不是一般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在孔子这一生里，没有外来的力量，不是皇天上帝的加庇，不是神仙超人的帮助，有的只是“学（觉）”的力量，大“学（觉）”的力量，正是“学（觉）而”之人的大用。他四十“不惑”，觉了当然不惑，也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则正是他志于“学（觉）”而终于“学（觉）”了的现前利益，现前受用，自利利他，终身实践，历尽艰辛终不悔，正是“学（觉）而”之人，才能够做得到的。一部《论语》，正是孔子一生及其追随者们从追求“学（觉）而”到“学（觉）而时习之”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自利利他的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