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是礼的根本精神,这是千百年来治礼、行礼者的共识。现存的小戴《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以致后人在追溯礼学精神时,以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礼记集说·曲礼上》)。但是,敬在孟子思想中,已由纯粹的虔敬与服从,被赋予了人性尊严的内容,它不仅仅是由外在的“俛仰周旋威仪”程序所构造,相反,敬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
孟子同时代人景丑依据“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正义·公孙丑下》，以下所引本书只列篇名)的理论，认为齐王是敬孟子的，但孟子的行为却对齐王毫无敬意。孟子则认为自己比所有的齐人都更尊敬齐王。在他看来,齐人没有人在齐王面前称说仁义，并不是仁义不好，而是齐人认为不足以与齐王言仁义，因而这是对齐王的最大不敬。相反，孟子则对齐王竭尽所忠,“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公孙丑下》)。这样事主尽忠，就是敬，相反，事主不忠，以君王鄙陋，不足以与之言仁义，则是不敬。因而,他认为从形式上看，他似乎没有按照礼书上所言:“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公孙丑下》),是一种不敬，但是如果撇开礼的这种形式，礼义不是含有这三种标准吗？即“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公孙丑下》)，对于各诸侯国的君王来说，若果仅“有其一以慢其二”，他们的行为不正是对礼的违背吗？况且，在士人的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在与权势者的交往过程中,“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
由此，孟子认为真诚的敬在形式上恰恰可能是对君主的冒犯，“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者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