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道的关系是《中庸》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而其立论的基点，则是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于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固然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它唯有在人的在世过程中才能扬弃其超越性，并向人敞开。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庸》强调“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即无过无不及，“庸者，常也”。极高明意味着走向普遍之道，道中庸则表明这一过程即完成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虽非出自孔子之口，却最能表述孔子“道”之本旨，可以说，这也正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恰如有论者指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精义、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有别僧、道、耶、回处”。如果我们把孔子“道”之“两面”——“礼”和“仁”作进一步分解，就会析出“外在的规范制约与内在的道德自觉”“他律式的遵从恪守（克己复礼）与自律式的自觉主动（为仁由己）”“规范建设与情感建设”“道德实践与心性修养”“世俗生活与超越理想”“行为规范与社会正义”等多重分疏，在这样的分界中，我们更可以觉察到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取法乎中，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元气淋漓，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