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饮食是一种天理，然而要求美味就就成了一种人欲。这不能救说天理何人欲就是对立的。“天理即人欲”这是一位叫“当年明月”的年轻草根历史的作者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对王阳明“心学”给出的惊天骇世的结论。“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在这个对立中，理欲之辩无疑是最大的论争。“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存天理去人欲”。朱子曰：“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不过，“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的首发权应该不是他，《乐记》中就有“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孔子的“克已复礼”说的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意思，只是他的礼还只是俗世典章制度，没有达到“天理”的哲学高度。但“克已”与“去人欲”应该相差无几。
“天理即是人欲”这话还真不是阳明先生的原话，找遍现有的理论研究文章也不会找出这么大胆的结论。阳明先生说的是：“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又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传习录上》）看来“天理即是人欲”之说还是过了些。尽管如此，我还是敬佩作者的畅快，只要他不说成“人欲即是天理”。再看朱夫子，他倒也不是全盘打倒“人欲”，他说：“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其实这都是中国模糊逻辑惹得祸。关键是“心”、“欲”这些概念的外延不清晰。
当然，朱学与王学的区别还是有的。朱学“格物穷理”，更多的是讲求做学问的功夫。王学“知行合一”，更多的是强调行即实践的功夫。这个理论分野在禅宗那里就有了。当年秀禅师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他把“坐禅习定”、“住心看净”作为一种观行方便，多为学问功夫，此禅由方便入为“渐门”。能禅师悟道：“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便开直指人心为顿门。“明心见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见到自家的“本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这个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这个道理，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
朱学与王学的区别来自他们各自生活的年代，明显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由宋到明经历的是一个从保守、沉闷到逐渐趋向革新、活跃的过程。怪不得学界对明史研究趋之若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