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儒家“五常”之一，“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东汉王充《论衡•问孔》）。其定义是“己之威仪也”（《说文•我部》）和“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释名•释言语》）等；其渊源可追溯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系辞》）等中，一直以来都是探讨的重点所在，例如“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甚至“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其典故有侯赢自刭之报答知己、荆轲刺秦之慷慨赴死、苏武牧羊之民族气节、关羽挂印之千里寻兄等，俱是“义”之表现，给后人树立了榜样。
至于“义”与“利”的关系，儒家一方面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甚至“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另一方面更加强调重义轻利，即两者不能等同，更不能本末倒置，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仁人者，正其道而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甚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告子上》）。
以《论语》为例，“义”在其中共出现了24次，反复强调的是“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等，提倡的是“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等。当然，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所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荀子•荣辱》），邵雍所言“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俱能与此相互印证。
至于其现代启示，政府方面，首先是大力发展经济，解决其温饱问题，否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切义理都是空谈，诚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其次是大力发展教育，强调“义”之重要性。当然，如果说“义”是“利他”而“利”是“利己”的话，那么最好的选择是以“义”为主，兼顾“利益”，诚如朱熹所言“义未尝不利”(《朱子语类》卷五十一)，“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朱熹《孟子集注》卷一)。
企业方面，要加强“义”的自律，多为员工、顾客、企业以及社会着想。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完善产品售后服务，从而赢得顾客的尊敬和市场的销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绝不能纵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缺斤少俩、漫天要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以及乱排乱放、偷税漏税等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的短视行为。
个人方面，要加强“义”的修养，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甚至必要之时牺牲自我以成全大义。须知人的精神是可以超越物质的，物质生活上的清贫并不影响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此相反，如果物质上的富有是通过“不义”手段获得的，那么其精神就不能获得解脱，终究是得不偿失。当然，哥儿们义气不在此列，因其太过“草莽”，极易“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故而有待进一步改造和升华。
总之，“义”就在我们身边，义者虽然平时不显山、不漏水，但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甚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这是民族朝气之所在，志同道合之所聚，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不例外。换句话来说，古人尚能如此，今人更该如此，前人典范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