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与“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两者貌似矛盾，但实际上可得兼顾：正当之利符合“义”的要求，可以收取；不正之利不符合“义”的标准，何必曰求。《吕氏春秋•察微篇》就是很好的例证，具体如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同篇之中，不取金的子贡反而好心办坏事，使义举成了不义；受牛的子路反而名利双收，使义举成了榜样：前者收到了孔子的批评，后者受到了孔子的称赞。所以，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是后人理解时不能片面，需要对“正义之利”与“不正之利”辩证地看待，即孔子并非使“义”与“利”绝对地对立，义利双收是最佳解决方案。
这对现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管理方面的现实意义。
首先，企业的经营以获利润为目标，自不能讳言利。所谓的“义以生利”，是指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内而言，要正确处理好职工与职工、部门与部门、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等；对外而言，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如果人心浮动，无情无义，则一盘散沙，行将不远。这就是“义以生利”在当今的表现。
其次，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不能背弃道义。所谓的“何必曰利”，是指某些企业只以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为利益，而不关心本企业职工的利益；或者只以本企业的利益为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甚至为了利而欺压职工、弄虚作假等。虽然他们也可能暂时获利，但却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得的是“不义之利”，是长久不了的。对于这种企业行为，就应该以“何必日利”的古训对其进行当头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