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和谐” ，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状态，与之相关的政治目标是“生态文明”，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立为基本国策，并强调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2014年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再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当然，此发展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古代，儒家生态观（包括理论和方法）就已出现，并且一脉相承，其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目前，关于生态和谐的论文已检索到136篇，大多是从马哲理论、法律制度、政府组织、地域个案以及国外研究等角度探讨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只有33篇是从传统文化角度探讨生态理论及其应用，具体说来，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主要涉及哲学理论、法律制度和现代启示等方面。虽然该话题的探讨早已不新鲜，但真、善、美的追求永无止境，并且历久弥新，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故而本文以儒家生态和谐观为对象，以文献检索为方法，以理论依据、实践方法和现实意义为内容进行研究，以期对继承和发扬传统生态文化有所裨益，具体如下。
一、理论依据
儒家自古以来就很重视生态问题，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二——“天人合一”和“仁民爱物”。虽然历代都对其有所增损（外在表达和内在所指都有所不同），但其因同根同源而实质相通，具体如下：
（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往往指的是狭义的生态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其萌芽甚早，《周易》虽无“天人合一”之名，却有“天人合一”之实。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条辞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序卦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卦•文言》）也。也就是说，人从天地孕育而来，与自然万物本是一体，谋求发展之时要遵循天道好生恶杀、趋利避害，而不能暴殄天物、倒行逆施。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等与此有异曲同工之义。之后，荀子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理论，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过，直到西汉董仲舒，才正式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之说，并强调“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
之后，唐代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天论》）的联系发展观；北宋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西铭》）的物我同类观，北宋程颢“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的物我一体观，朱熹“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已发而其用无穷”的运动变化观，王阳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得”（《传习录下》）的反问推理观，王夫之“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也”(《周易外传》)的密不可分观，都是在前人“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进行的阐释，虽然表达方式和侧重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一也，直至今日亦然。这就为现代的生态和谐奠定了基础。
（二）“仁民爱物”的引申。“仁民爱物”常常指的是广义的生态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三方面内容。其萌芽亦早，受孔子“泛爱众”（《论语•学而》）影响巨大，只不过，推己及人之后，又由人及物罢了，例如“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孔子家语•弟子行》）中，就鼓励像对人一样爱护自然万物。当然，那时还只是朴素的观点，直到孟子之时，才正式提出“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之说。具体说来，对待自然方面，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推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待万物方面，讲究“恩足以及禽兽”，提倡“君子远庖厨”，“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 ，并视刳杀动物为不义之举，例如“刳胎杀天则麒鳞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此后，西汉董仲舒“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的博爱观（《春秋繁露•仁义法》），以及清代戴震“仁者，生生之德也，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以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的普适观，都与此不谋而合，诚可谓“一贯之道”也。
二、实践方法
儒家的生态观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方法，具体如下：
（一）诚正其心。此关乎儒家生态和谐的意识培养。正所谓“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大学章句集注》），“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践行儒家生态观之前，必先端正其思想态度，只有真心实意者，才能“天人合一”和“仁民爱物”，才能脚踏实地，全力以赴，甚至九死而无悔；倘若心不在焉，则会人浮于事，敷衍塞责，甚至“挂羊头”而“卖狗肉”：诚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二）以时禁发。此关乎儒家生态和谐中传统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方式的转变。由上文可知，“天人合一”和“仁民爱物”的理论包含着儒家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其启示如下：在索取时间上要按时节制，不仅对人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而且对物要“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杀太蚤（通‘早’），非礼也”（《荀子•大略》）；在索取多少上要适可而止，不仅对人要“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孟子•尽心》），而且对物要“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礼记•王制》)。从近期效果上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从长期效果上看，“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三）奖罚分明。此关乎儒家生态和谐的标准制定。从现实情况来看，“天人合一”和“仁民爱物”的践行都具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孔子就是根据儒家的礼乐标准，对众弟子的褒贬有所不同，虽然暂未发现物质奖惩的记载，但却有精神奖惩的明文，例如：称赞的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等；批评的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等。前者因安贫乐道而与世无争，对他人持宽容态度，对万物持爱惜观点，进而由内在修身之和谐达到外在生态之和谐，趋于“天人合一”之境界；后者不仅没有“过而能改”（《左传•宣公二年》）、“知耻近乎勇”（《中庸章句集注》），反而“巧言令色”（《论语•学而》）、文过饰非，进而由内在修身之不谐影响到外在生态之和谐，最后“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就证明了孔子标准之正确，奖罚之分明，给后世留下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