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的形式之一就是超越生死，一般人难以企及，但身残志坚的史铁生做到了。老舍曾在《我这一辈子》里借一个人物慨叹，中国人活得真冤啊，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地走。可见很多人是不需要知道“生与死”的答案的。客观地说，1972年以前的史铁生也未必需要它，不然他不会对那个“最狂妄的年龄”感慨至深。但从1972年起，史铁生被迫要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史铁生替我们所有自以为不需要答案的糊涂人背负起了那“生与死”的沉重：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它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地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体裁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尤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而《我与地坛》在叙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号、哀恸、宣泄等等所有的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人间至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至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前面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
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而母亲，以加倍的沉默的痛苦背负和推动着史铁生向着那答案的迫近。
在那段光彩夺目艺术质感强烈的第三小节中，史铁生插入了一段看似突兀的四季轮回，令人惊叹喻体和喻意之间的贴切精到。但这一段并不是孤立的炫才，其含义始终围绕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大道和对“生与死”的思考，一个生命的消亡将预示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牛：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