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孔子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中有两句话最能代表孔子对“义”的重视，以及他关于“义”的中心思想：一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二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两句话明显地指出了孔子把“义”看作是君子为人以及立身的根本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之为人就在他是不是以“义”做其立身之原则及治事的标准。
在孔子的思想中，“义”是相对于“利”而言的。“利”是什么？孔子认为，“利”主要指一个私有的利益与好处，这种利益与好处来之于对外的财富，或一个人所占有的地位而获致的权力，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孔子并不否认富与贵是人欲望的对象，他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若得之有道，则执鞭之士亦可为之”。(《论语·里仁》)这里所讲的“道”，亦即指利之取舍的正当性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因此，孔子认为，一个人在追求富贵时，必须以“义”为基础和条件，“以义制利”，用“义”作为利之取舍的尺度和标准，“不义”、“害义”则不可“求”、不可“取”、不可“处”。那么，孔子为什么把义作为利之取舍的标准？在他看来，其一，“义”与“利”相比，义具有更高的价值，义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界定一个人存在价值的标准。其二，“利”是指个人一己之利益，为人欲之私，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而“义”是主体道德的理性原则，因此要实现人之所欲与理性生活相调和，即实现人与人共同和谐生活，需要“以义制利”。其三，“义”是人性所含，也是人之为人的依归。因此，求不求利，必须以义为标准。在这里需指出的是，孔子强调“义”，但并未把“义”与“利”视为完全相反之两事。“义”并不排除“利”的内涵，问题在此内涵的“利”是私或公，是一己或全体，是不应或应然。孔子所讲的“义”是公利、全体之利、也就是应然之利，亦即是对大体及应然之“利”的认识与裁断。
按照孔子的义利论，如果“利”指私利，“义”指公利。依此区分，我们可以把孔子关于“义”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原则：第一，一个人应处处从公利着想，以限制私利之欲求，并以此作为判断私利之欲求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第二，一个人应当视私利不但为满足一己之欲求的需要，而且应把私利作为促进公利之一途径与工具。依此两原则，我们可以得到下列两种情况：一是私利与公利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舍私利而取公利，才是合义的、正当的、合理的。二是私利与公利不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私利取之无害，且有增进公利之间接意义，因而也是合义的、正当的、合理的。
由上面分析可知：“义”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也是一个人肯定他人权益的理性态度。“义”因之意含一种对人我之际利益调节的尺度，也是一种对全体利益的理性肯定。因此，“义”的精义即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不以一己之私利为目的，而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判断自己行为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