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内涵
一、“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及时代内涵说起《水浒传》，人们的直观印象是“造反”，“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而深层印象则是“忠义”。因为这些农民造反靠的是“聚义”，而“聚义”的依据是“替天行道”，加之这支农民造反队伍的领袖人物的“忠君”思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使聚义造反走上了“忠义”招安的归宿。特别在《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又让何道士从蝌蚪文字石碣天文里，读出“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个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个字”，把水浒英雄们的“忠义”思想，示为天意。梁山英雄们的誓词中更是一语破的：“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于是《水浒传》被冠以《忠义水浒传》，“忠义为立身之本”成为梁山好汉的突出品格，水浒英雄们也被研究者们称为“成也忠义，败也忠义”。但或褒或贬，有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忠义”思想为水浒文化打上了核心印记。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忠义”文化。本来，在我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上，“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而“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先秦以后，随着封建君主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而“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后来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发展，“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单向度关系中。而“义”的含义却在表现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内涵越丰富，甚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结盟的一种精神纽带。这种臣民之间结义行为，显然对巩固封建皇权统治地位不利。于是，为了防止这种“义”的观念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轨”，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有意在“忠义”二字连缀上下功夫，努力把臣民之间的结义，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政治框架内，努力用“忠”来诱导“义”效力朝廷。这也正是梁山英雄们难以跳出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石碣天文的诱导下，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然而人们在对待这种历史局限的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有的忠君报国，受到历代褒扬；有的忠君招安，则遭到无情鞭笞。远的且不说，同样发生在大宋王朝的几桩与“忠义”有关的传奇故事，就显得泾渭分明：“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的是大宋江山；铁面执法的包拯，为的是宋王爷的社稷；“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是为的南宋朝廷。他们都被历代推崇备至、褒扬有加。为什么提到“忠心报答赵官家”替天行道的宋江，人们就谈《浒》色变了呢？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政治斗争的人，不难理解个中的缘由。1975年8月14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讲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毋容置疑，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点评，是客观、深刻的，宋江“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对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然而，这番纯学术领域的谈话，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闹腾了一场批现代投降派的政治斗争。不过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场政治阴谋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本来已是妖雾散尽，玉宇澄清。问题在于这场“评《水浒》运动”的思维惯性，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一时还难以消除。从而使水浒英雄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须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这番评论，并不是毛泽东对《水浒》评价的全部。千古名著《水浒传》几乎伴随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职业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他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了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如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等，他都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精心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等，他都给予了独具慧眼的解读。因为本篇主题所限，在这里就不展开引证了。即使对梁山好汉的“忠义”思想，毛泽东也有过另一番解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和生产队的财产，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总之，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的“忠义”思想中，“忠君”、“招安”思想等是封建糟粕，应该扬弃。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分析、客观看待。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有人对“忠义”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忠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历史上的许多“忠义”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所赞颂的。由于中国方块汉字的特殊功效，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其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忠义”思想，在封建社会之前，是“忠”与“义”两个独立的概念，与“忠君”思想并不沾边。“忠君”只是“忠义”思想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所特有的历史印记。在中国封建君主制被推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忠”与“义”已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仅以相对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年1月第一版）为例，其“忠”与“义”的词条内涵是这样解释的：“忠――尽心尽力，赤诚无私。”如忠于祖国、忠诚、忠告等。“义――旧指合乎论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今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有情有义、忠义、信义、义气。对“忠义”的解释更是简单明了：“忠贞正义”，如忠义节烈。可见，新时代的“忠义”，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由此我想到，梁山县委、县政府赫然在梁山大街上悬挂着“忠义在梁山”的巨幅标语，还是很有些政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