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虽然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但“仁”作为一个具有道德意味的概念及其所体现的素朴的仁道精神其实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孔子曾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1]”可知孔子本人也认为，“仁”的观念是古已有之的。“仁”这个字在《尚书》和《诗经》中已经出现。如《尚书·金滕》周公的祝词中说：“予仁若考”，意思说自己能孝顺祖先，会对祖先好。这里的“仁”似乎意味着一种善于与人和谐相处的品德。《诗·国风·卢令》曰：“其人美且仁”，《诗·郑风·叔于田》曰：“洵美且仁”。这里的“仁”与“美”对举，“美”是外在的，“仁”则是内在的，指一种令人愉快的内在的美好品德。
《左传》、《国语》虽然成书于孔子之后，但其中记录了春秋时代在孔子之前的许多人物谈及“仁”的言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些对前人言论的记录完全是出于后来儒家的杜撰，因而我们是可以从这些材料中考察孔子之前人们关于“仁”的道德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这些材料中虽然很少有当时人们对“仁”的具体内容的论述，但从当时人们评论某人或某事是“仁”或“不仁”的具体事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所谓“仁”的基本含义。
从《左传》、《国语》中的有关材料来看，春秋时期人们用“仁”作为道德标准来评论人物和事件已经很普遍。人们把“仁”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美德，并且常常与其他美好品质范畴并提。例如《左传·成公九年》晋范文子把“仁”与“信”、“忠”、“敏”并提，说：“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 《国语·周语上》内史叔兴把“仁”与“忠”、“信”、“义”并提，《国语·周语下》单襄公把“仁”与“礼”、“勇”并提，等等。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一个有“仁”德的人，应该对他人亲善友好，往往能以克己、礼让的态度对待他人。如《左传·隐公六年》陈国五父以“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观点，劝陈侯与郑国修好。《左传·僖公八年》宋国太子要把君位继承权让给自己庶出的哥哥目夷，目夷称赞道：“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可见谦让被认为是“仁”德。对于君主来说，“仁”意味着爱民保民：《国语·周语中》富辰曰：“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就国与国关系而言，“仁”意味着不欺负弱小：《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曰：“大所以保小，仁也。……伐小国，不仁。”此外，“仁”者得到别人的帮助不会不知回报，更不会以怨报德（“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2]”“以怨报德，不仁。[3]”）；“仁”者不会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幸灾不仁”[4]）；“仁”者不会结党谋私（“仁人不党”[5]）；“仁”者不会乘人之危打击别人（“乘人之约，非仁也。”[6]）
总的来说，原始素朴的仁道精神，就是在与他人（或他者）相处时，以一种亲善友好、不算计、不欺诈、不争斗、非功利的态度待人。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并且逐渐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影响。但是原始素朴的仁道遗风尚在。一些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仍然能坚持仁道的精神。例如晋国正卿赵武在会盟中，面对咄咄逼人、诈而不信的楚国令尹的“祸人之心”，仍然坚持自己的“仁人之心”[7]。当时还有人认为“仁”的品德对于一个人来说，比其他品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国语·晋语九》记载智果评价智瑶的为人，说智瑶在五个方面有超过常人的贤才，但就是“仁”德不如人：“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因此他认为智瑶这样的人不可靠，如果智宣子一定要立智瑶，智氏就要灭亡。此外，春秋时人们还相信有仁德的人会得到神的福佑，以为“神福仁而祸淫。[8]”如《左传·襄公七年》晋国韩无忌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