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 ——继承父志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反观当今，优秀的著作仍然属于常处忧思者专有。 我国古代众多大家都对这一观点有了一定的论述： 韩愈说：“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欧阳修也说：“欢愉之辞难工，悲苦之言易好” 唐宋诗词，更是“悲悲惨惨”，是“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总体倾向。 以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更不用说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千古名篇的《离骚》，也是“盖自怨声也”。 而在西方，这种思想也非常广泛的受到广泛认可。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端，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端的和谐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愤怒出诗人”。 雪莱在《致云雀》中说：“最甜美的诗歌总是最忧伤的”。 德国作家丁·凯尔纳在《诗》中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被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 诗人缪塞在《五月之夜》中说：“最美丽的诗歌总是绝望的，那些不朽的诗篇，是纯粹的眼泪。”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托夫》里所说的“孤独产生伟大”。 由以上可以观之，这些中外的伟人都肯定了痛苦，苦难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的。 再回首我们的《史记》。在我看来前面多提的那些文学作品是无法与《史记》这样一部宏伟巨作所匹敌的。而这样一部作品是要凝聚了多么大，多么深的“愤”啊。 我相信能写出《史记》这样一部旷世巨作的人，一定是一个拥有高洁品质的人。而面对宫刑这样一种奇耻大辱的刑罚，没有一个拥有高洁品质的人，再愿意苟活于世。又更何况司马迁呢？正如司马迁曾在《报任少卿书》说：“诟莫大于宫刑。”所以，选择宫刑而活下来，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巨大的伤害，人格上所受的侮辱更是无法言语。他又是为什么能活下来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他为人们做以解释：“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要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想要不受辱有谈何容易？可是，又要如何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看到，像文王、孔子等这些古圣先贤，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各种人格的侮辱，但无论当权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司马迁相信历史，大众会还自己一个清白。从而看到了自己继续生存的意义，坚定了自己继续完成《史记》创作的信念。 于是司马迁把这些认识渗透到《史记》的创作中，于是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对那些奋发有为特别是那些忍辱负重之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大英雄。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如在《伍子胥列传》中，赞扬伍子胥是烈丈夫；在《季布栾布列传》赞季布是贤者，赞扬屈原是可以与“日月争光”之人；称勾践“盖有禹之遗烈焉”的贤人。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与“发愤著书”所表现的人生观相一致。 相信当今世界没有人可以否认，《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而其“发愤著书”的论断也另世人所折服。司马迁更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颗最闪亮的明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