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孔子对“仁”的表达，还是“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都表现了高明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拘泥于适宜于特定场景的僵化的知识，而是依据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不同情况作出适宜的判断、理解和行为，从而达到最恰当的效果。理解了孔子的智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论语·子路》中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倒是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深谙孔子的真意：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这里孔子显然不是赞扬那些口是心非的小人，但对那些不能真正领会“仁”的真意而拘泥僵化的人，在孔子的眼里也是属于“小人”的角色，具体分寸的拿捏，就像孟子所言，要依据“义”的要求，有的时候要言行一致，而有的时候却要恰当的变更，变更的尺度就是看是否符合“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儒家很提倡仁义，“仁”和“义”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因素。否则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即便是很成功，一样得到历史的否定和道德的责难，永远是我们民族的反面教材；反之，对于该做的事情，即便是情势所迫，力不从心，也一样名垂青史，流芳万年。在这一方面，孔子有鲜明的态度：“不义，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