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的三门学科中，义理是文学和历史的前提，亦是基础。当然，我认为不仅在文学和历史的阅读和修养上需要义理的支撑，其他各门基础学科，如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也需要义理学的熏陶和同化，这里的同化指的是作为这些学科的内在精神和道德标准体系化地构建其发展和深入的原则。义理的要旨和作用更重要是在于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中国哲学的构建上，义理的传承性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使得各学科在思想脉络上呈现出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保证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而只有国外的西方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这其实是对哲学对象或范畴的不明确造成的，西方哲学主要探讨的是世界本原，认识何以可能，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形而上的东西，其所注重的是逻辑的理性推理，而中国哲学主要集中在了道德伦理、治国齐家等现实性的问题上，当然也有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追问，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在于对人自身和社会的现实构建上，汇聚在对幸福的追求上，这也就使得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特色。而对于人生幸福的追求似乎要比本体和认识的实现更为本质和崇高，它的现实性使中国形成了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道德体系和义理标准，而这种继承和发展有构成了中国的人生哲学，而这样一套哲学体系在义理的指导下又具有自身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因此，义理之学是中国哲学的要义，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不仅要寻求它在学术上的独立性以及诸学科与之联系性，更关键的是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与世界主流价值文化和西方“不可一世”的哲学并驾齐驱，相异成长在人类文明的阳光路上，共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