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是中国传统道德处理群己关系的一条基本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义和利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义，一般地是指合乎正义和公益的或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利，就是指物质利益。见利思义，不是一般地反对“利”，而是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一想符不符合道义，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不应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利，亦即孔子说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义利之争贯穿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重义轻利，主要代表是孔孟的儒家学派。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见利思义”（《问宪》）、“见得思义”（《季氏》）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第二种观点，是重利轻义，主要代表是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管子说：“仓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讲仁慈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说：“好利恶害人之情也 。”（《二难》）
第三种观点，是义利并重，主要代表是墨家学派。墨子把爱私利、道德和利益结合起来。他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墨子强调二者的结合，或说义利并重。荀子阐述得最为深刻，他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承认人的物质利益，主张义利两有，二者都不能否定，但是，他主张“以义制利”，（《正论》）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
早期儒家的“义利观”这个基本精神，对后世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先义后利”，关键是作为原则、标准的“义”必须正确，即符合社会进步的时代要求，否则前提错了，一切就错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和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不同，“义”的具体内容往往也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在封建社会，贫苦农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从来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义”的，所以称“起义”、“义军”；但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那是“造反”，是“反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