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忠 一、忠与孝 忠与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孝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标识。唐宋之际政治、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忠孝关系同样有一个转变，对之进行探讨和梳理，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
孝的基本内涵是“善事父母”，属于家庭伦理的范畴。唐代在强调孝的同时，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同样比较重视，宋代则格外强调子女之孝及“顺”而不重父母之慈、爱，父慈子孝的双向内容日益趋于“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的单向要求。宋人应俊在《琴堂谕俗编》卷上《孝父母》的《续编》中说，“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也，唯父母不慈爱而子孝，乃可称耳”；“盖天下无不是底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显然有背此前流传下来的父慈子爱的共同要求。笔者浅陋，尚未见过唐以前有这种说法。
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规范和为人、处事原则，忠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伦理层面上对国家、君主的态度和行为，是一种下对上、民对国、私对公、尤其是臣对君的行事准则。经过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的教训，加之外部少数民族政权压力空前增大，宋人对此前的君臣关系以及人伦道德加以深刻反思，忠的观念同样产生了巨大变化，其含义日益固定为“以死奉国”、“死事一君”，强调“节”，强调“操守”。
在将忠和孝的伦理要求都推向极致时，忠孝关系也势必会有新的变化。忠孝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或家庭伦理问题，而且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从理论上来说，忠与孝是和谐的，从某些角度讲孝甚至是忠的基础。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下，忠孝一体，国由家组成，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以父为权威，国以君为权威，在家孝顺父母尊长，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打下了思想和行为基础，是为“移孝于忠”。但面临实际问题时，忠孝并不总是和谐的，往往不能兼得，甚至会发生尖锐冲突。一旦事君与侍父不可兼得，集臣、子为一身者将面临两难抉择，即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唐代封演所作《封氏闻见记》卷4《定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唐代宗时，吏部尚书韦陟死后，太常博士程皓谥其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加以反驳：“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程皓则坚持说：“至于忠孝不并，……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颜真卿的观点非常鲜明，即“忠孝不并”，为人臣和为人子者不可能同时既为忠臣又为孝子；程皓却认为“当圣代”时忠孝可以两全，一旦面临极端情况，并不苛求求忠抑或求孝，各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而此事的最终结果也是韦陟得谥为“忠孝”，程皓的意见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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