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系别：文史系
班级：10文秘
姓名：李富毅
学号：10311021
时间：2011年3月13日
电话：15288468807
卷三
一、礼
[经典学习]三、以礼国治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礼记》说“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
众所周知，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二者的结合融通，即为礼。诚如近代学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检论》中言：“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二者功用有别，目的一致。礼是灵魂、统帅、总的原则，而刑则是礼的条文化、具体化。西汉至清末，刑虽成为独立规范体系，不再为礼的一部分，但与礼比较，刑仍处于从属地位。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礼为“体”，而刑为“用”。即所谓“礼法合一”。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的礼法一体论为后世统治者所崇。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但这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么，社会上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用什么来调整呢一部分由刑法调整，更大部分，特别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户婚土田”所谓“细故”，直接用礼来调整。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长官自隋唐以后绝大部分来源于科考。他们饱读诗书，深谙礼的规范，因此以礼断案，驾轻就熟。诚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综上所述，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它高居于其他模式如中国传统的“法治”和治国手段之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王朝，确切地说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订，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
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与西周相比，表面看来是“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只是礼的实际范围有所变化，礼的形式有所改变，而礼的本身并没有被废弃。相反，礼在改造中获得了新生。特别是经过荀子的改造，“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为国以礼”即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以后历代王朝，加以完善，相沿未改，一直到清朝。当代美国学者D·布迪在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礼与法律的关系后认为：“古代圣贤创造了礼，而现实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礼，不能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儒家认为推行礼治即是为政。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云：“国之命在礼”。从这些话里可以充分看出礼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结论是：“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可见，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法律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变化，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局面。古人所谓“明刑弼教”，实质上即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所制载的。诚如东汉廷尉陈宠疏中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