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礼 一:礼的精神 礼在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学上优先的始源地位似乎已成定论。这不仅由于从时间上讲,礼作为一种统合万有的文化形式早出于其他文化形式,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最初实际上生活于一种“泛礼论”的世界里,而且还由于从逻辑上讲,“经”与“史”、“圣”与“俗”的分离则是有赖于人类文 礼在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学上优先的始源地位似乎已成定论。 这不仅由于从时间上讲,礼作为一种统合万有的文化形式早出于其他文化形式,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最初实际上生活于一种“泛礼论”的世界里,而且还由于从逻辑上讲,“经”与“史”、“圣”与“俗”的分离则是有赖于人类文明发达的产物,比之作为历史具体形式和世俗生活形式的礼,种种抽象的概念、刻意的思想只能是“流”而非“源”。 因此,不是易家所谓的“易”,也不是道家所谓的“道”以及儒家所谓的“仁”,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礼”,应被视为滥觞万川的中国文化之源。 礼的艺术和审美的本质的揭示,不仅使礼作为宇宙之本的性质得以澄清,而且亦使礼作为人道之极的性质彰明而较著。也就是说,既然礼作为“艺术作品”,其非自然之物而系人为之作,那么礼就不能不具有鲜明的人称属性,礼之作品的本体亦理所当然地为礼之创作的主体。 因此,“外顺于道”则必然“内尽于己”,礼兼有天道和人道的双重属性,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文化传统,其实也正是最初由这种“大一”的礼而开启的。一礼的精神的重新揭示,不仅是对一切无视中国文化根据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有力的批判,而且亦是对中国古代的礼的现代意义的理论阐明。 众所周知,在天人关系方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时代课题是,现代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征服自然”和“工具理性”成为时尚而恶性膨胀,其结果必然导致了人与自然严重失衡和人类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