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记·礼运》有感
《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见，礼的产生人合乎天道自然，配以一定的仪式规则来治世自然顺应民意了。可是从春秋时代开始，诸候纷争，“国家”的概念使人的思想变得局限，政治等级制度的不断加强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刚刚成型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以礼入法，礼法并用”的时代。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其实质仍然是以礼治为核心，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道德标准的社会，但这已经全然不是儒家最初设想的大同社会了。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地前进着，不断有人坠入大同世界的迷梦，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在清醒的现实中寻找着社会发展的正真出路，作为社会调控的一种手段， “礼”开始失去原有的意义，而权与法开始成为社会关系的真正主宰，这标志着一个迷梦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迷梦的开始。
钱穆先生提出文化即人生，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物质人生对应的是生存，社会人生对应的是安乐，精神人生对应的是崇高。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儒家的大同世界所描绘的人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正包含了这三种文化层次：物质丰富，人人安乐，道德上无可挑剔，社会和谐。按照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大同世界实际上是儒家在理论层面上所给出的一个抽象模型，而不是真正的现实存在，或者说它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