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中，即使是强调义的儒家，也并不绝对弃绝功利，而是强调“以义制利”，“义以生利”，“正其谊以谋其利”，对利的营谋必须置于义的制约之下，要“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切不可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那是一种强调，犹如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因为人性中本然具有非理性的低级欲望，这种私欲一般与私利相联系，是一种本能；而“义”和“公”的观念，却需要加意培育、大力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有强调才有重点，才有政策。在不许言利、对功利意识过度压抑的情况下，为了调动个人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宣传一下物质利益和发家致富，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牟利之风过热的情况下，就再也不该搧其风扬其波，就特别需要强调“义以为上”，千万不要不分界别到处“恭喜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