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的本义是意志坚强，包括自主精神、独立意识、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武不屈、勇敢顽强等。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初级农耕社会。人们靠天吃饭，循劳得食，社会思考的方向不是如何改善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人们很容易把社会的贫穷全部归结于政治的腐败，全部归结于“礼乐崩坏”，孔子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大代表。孔子的“大道”在于改造人与社会的关系，很少想到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思想的局限性贯穿于《论语》。
孔子是善于处理矛盾的高手。对于贫穷这个矛盾，他开了两剂药方：“贫而乐”和“君子谋道不谋食”。他的药方丢掉了一以贯之的原则：摆脱贫穷是人所欲，“乐于贫”的方法就是对矛盾置之不理；“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方法，就是转嫁了矛盾，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矛盾。一方面，他把贫穷当作检验君子道德的试金石，“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另一方面，把逃避贫穷而不是改造贫穷当作君子也就是读书人谋道的动力，促使旧中国文明偏离改造自然的方向越来越远。但矛盾是放不下、逃不了的，如不解除矛盾，必被矛盾所制。
孔子实际上也是知道贫穷的负作用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他倡导人们谋求正当的财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他提出正确的治国步骤：庶之、富之、教之。然而，他主张以什么方法来“富之”呢？《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的意思是，统治者完全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后，社会矛盾就消除了，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奋发有为，摆脱贫穷，达于小康。这样，他把两剂药方统一起来了，“一以贯之”的原则承继了。但是，即使社会矛盾消除了，人们就能实现小康吗？如果这样，人类停留在原始社会就行了，何必发展？孔子实际是没有从根本上看到人与自然的矛盾，“富之”在他思想体系内并没有占据如同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他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的贡献在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的过失也在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从理论上把“天”推到至高无上的纲统地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凝聚、统一和延续不断，也从滥觞期加重了中华文明的 “天盖”重担，促使中国人在两千四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背负了过多的道德承载，成为了自然的消极顺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