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古体作“禮”。《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古人所说的“事神”主要指祭祀神灵的活动。“豊”，就是行礼用的器具。“礼”最初与祭祀神灵有关，是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的仪式。礼的祭祀主要通过玉器体现，祭祀鬼神、祖先要用礼器如玉璧、玉琮，玉璧祭天，玉琮祭地，天圆地方。在周代，周公制礼作乐，使“礼”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礼”逐渐成了规范人们各种行为的律令。周代的“礼”除了指仪式外，还含有规范与礼治的思想。《尚书·周书·周官》曰：“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在周代，“礼”作为治国安邦的手段，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被用来治理神与人，还被用来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礼”是“和”的重要手段与方法，而“和”则是“礼治”的根本目标，二者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纠缠一起，并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国家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孔子看到这种情况，痛心疾首，决心恢复周礼，以拯救社会，他满怀希望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主张“克己复礼”，认为通过克己复礼就可以做到“仁”，具体做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统治者，他提出对民“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建议。这是孔子从政治上对“礼”的期望。生活上，“礼”面面俱到地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孟懿子向孔子问孝的时候，孔子简单地回答说“无违。”樊迟请求孔子给予具体解释，孔子就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只要人们自觉遵从了“礼”的要求，从生到死都不会有违背双亲意愿的行为。可见，“礼”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何等的细密繁复！孔子希望用“礼”来保障天下父母们过上子女孝顺的舒心生活。
《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准则和依据。《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还有：“夫礼，所以整民也。”意谓“礼”是统治者整肃民众的工具。《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礼”的作用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景：“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这该是多么和谐的社会啊！但是，它对人们的要求相当高，《春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中对君子们提出的要求是：“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这样做才称得上君子。
战国的荀子赋予“礼”以法的功能，他在《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他认为，“礼”不仅是养生之道，还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之理。他在《荀子·修身》中讲道：“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同“悖”）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礼记·曲礼》指出“礼”的基本功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认为，社会的正常秩序离不开“礼”，没有“礼”，社会就会乱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祭义》明确说道：“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 “礼”在协调各种社会、人事乃至人与鬼神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促进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周礼》、《仪礼》等对各种“礼”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礼”无孔不入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用半强制、半教化的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至于它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当初制定“礼”的周公，“克己复礼”的孔子，还是后世继承“礼法”传统的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甚或那些将“礼”扭曲为杀人的“封建礼教”的理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希望通过“礼”来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