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智、仁、勇”的统一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的基本特点，那么“见利思义”，“义以为上”则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义”主要是指道德义务；“利”一般是指功利或利益，在孔子那里，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所谓“见利思义”是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要先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一定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利”发生冲突，应“义以为上”。
孔子倡导“见利思义”，并不一概否认人有对自身利益的希求。他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是，他又接着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就是说，一个人追求个人的利益求富贵，去贫贱，都必须符合道义，“义然后取”。
孔子坚决反对不顾仁义道德，拼命追逐个人富贵利禄的行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质”，即君子把高尚的道义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根本准则，“行义”是君子的本质。他把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贬斥为“小人”或“斗筲之人”。
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观点认为，这里包含了孔子忽视个人利益，鄙视劳动人民的贵族偏见，集中反映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倾向。实际上，在“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中，孔子把昭明道义看作是君子的高尚品格，把只知逐求个人私利看作是小人的特点，多少包含了在利益冲突面前，君子应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个人必须服从群体、国家、民族利益，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的可贵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的这一利义论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流传和发扬。董仲舒把它发挥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孔子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逐步演化为自觉维护国家、以民族和民众利益为最大光荣，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一心追求个人私利为耻辱的道德精神，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