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体的观念，至北宋开始显发，其原因是佛道二氏在本体论、心性论上的建构和影响，使得新儒家即道学（亦称理学）必须明确做出回应，以守护儒家的价值，发展儒学的生命，指点儒学的境界，抵御佛教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佛道二氏使得儒家的仁体论被逼显出来，也是仁体本身在理学时代的自我显现的一个缘由。
北宋程明道最先指出仁体：“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是栽培之意。”仁体的提出，是其《识仁篇》思想的自然展开，在明道自己而言，也可以说要回答“仁是什么”的问题。自然，明道注重的主要不是“仁是什么”，而是“如何识仁”。他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后者，故在他的言论中，“如何识仁”往往遮挡了“仁是什么”。他从《识仁篇》的“学者须先识仁”，到这里的“学者识得仁体”，显示出他的识仁思想内在包含了仁体的思想。当然，他侧重于认识论而讲仁体，注重“识得”仁体的问题；他强调的所谓“识得”不是指仅仅在理论上、在知解上了解仁体，而是必须真实体现在自己的身心之上，还要用义理不断栽培自家身心，这才是“实有之”。就是说人要把仁体变为实有，变为自己真实拥有的东西，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仁是什么。明道的这句话，意味着，实体的仁体既是人识得的实在对象，也可以成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是可贯通到人的身心的实在。
当然，也可以说，识得仁体的活动，当其彻底而完整时，其自身也就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仁体认识自己，回归自己，充分展现、呈现自己。另一方面，虽然明道不强调仁体的实体意义，但他对仁体的体验意义和境界意义的关注，是对佛教精神境界的积极回应，对宋明时代儒学的仁学在境界上的开显，有其重大的意义。后来宋明儒者，大多是朝向境界与体验的方面来了解“识得仁体”的内涵。这是时代对仁体显现的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