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 八、践行仁道 [复制链接]

关于知与行孰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始终是一得到广泛学者关切的问题。在朱子哲学中，可以了明朱子的意见是行重于知的。不论正心修身的践行，还是齐家治国的践行，都是儒者为学的目的所在，不把所明的义理见诸行动就不可能成圣成贤。
行重于知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所谓“知之不行”的倾向强调的，然而这与程朱常常讲的“知之必能行”是否矛盾呢？在程颐思想中，知行问题常常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真知乐行”的问题，回答如何可以不勉强地乐于从事道德原则的践履。朱熹《大学或问》所引程颐的一段语录说：“若曰知不善之不可为犹为之，则亦未尝真知而已”，“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明理，自然乐循理”。
这里所说的知，不是一般地知所当然，对多数人而言，一般情况下道德律令常常是对个人的一种制约。人的内心常常交织着道德观念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人们经过思想斗争，使个人欲望让位或服从于道德规则，在行为上履行道德规范，总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勉强。如果从康德哲学的伦理学来看，这种“勉而行之”就是尊重道德律令，理性要求自己遵守道德规律，压制人欲，这就是自律的道德境界，因为康德是不承认带有感情色彩的“乐循理”的。但在程颐，主张把封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法则完全变成个人自觉的世界观，使人“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以达到完全出于内心的自觉地从事道德践履，使道德践履对人兼为一种感情享受。所以这里所说的“知”是彻底的、高度的自觉化的道德自觉，而不是一般地了解事物的当然之则，如应孝、应敬之类。相应地， 这里所说的行也不是勉强而行，而是出于高度自觉的道德行为。这种高度自觉的知行与一般的知行区别在于一般的知行是知循理而勉之，而这种高级程度的知行则是乐循理而行之。
乐循理的知即所谓“真知”，程朱所谓真知就是真切之知，而仅仅知循理则只是所谓“常知”、“浅知”。既然真知表示已达到高度的道德自觉，所以真知者必然循理而行，不会发生知而不行的问题。反过来说，知而不行就表明还没有达到高度自觉，也就不是真知。因此，在“真知”规定中已包含了必能行的意义。

关于仁学诸境界之说，宋代儒者实启其端。其中明道在《识仁篇》中提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礼、义、智、信皆仁也。”程颢认为 “仁” 的内容极为广泛，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礼、义、智、信都是仁的表现。“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既然可以解释为人，自己亦为人，故仁者，己也。认为“仁”是“与物同体”，不分内外物我，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仁” 者就是 “己”，与万物在主观上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也就是程颢本人所说的 “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取消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融客观为主观。程颢主张，人应该随时检查自己是否真正具备这种精神境界，能自觉地识仁、存仁、守仁。“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这样一来，就会感到仁者的快乐。“若未至仁，则天地为一身，向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哉。”因此，必须认清“仁”是自己所固有的道理，而不必舍己到外在的客观世界中穷索仁理，只要“诚敬存”自己所固有的 “仁” 就能达到仁的世界。程颢的这些论点，实是开启陆王心学的先河。
除此之外，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观点也有常为人称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横渠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已阻隔。主张爱一切人、一切物，认为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强调“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其本意虽非提倡平等，而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但在客观上宣传了抽象的人性论与泛爱主义的伦理观，后为程朱学派所继承和发挥，成为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