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仁”进行了多重定义：一方面，它根植于最近的自然血缘情感，即“亲亲”；另一方面，它又指向一种先天内在的道德心性，即“恻隐之心”。孟子明确说道：“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又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表明“仁”在现实伦理生活中最初且最具体的呈现，就是对父母的爱与侍奉。然而，这并非“仁”的全部内涵，孟子进一步通过“孺子入井”的思想实验论证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源于任何功利计算，而是“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由此，“仁”被界定为一种人人先天具足的道德萌芽，它既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又必须经由“扩而充之”的修养功夫，才能从“爱其亲”推扩至“仁民”乃至“爱物”，最终实现“达之天下”的道德理想。同时孟子将仁心推扩至政治领域，由此构建了“仁政”学说。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仁政的根本动力来自统治者的恻隐之心向外扩充——对禽兽都有不忍之心，难道对百姓反而没有吗？孟子由此劝诫齐宣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将“仁”从内在心性推展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