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学的核心学科中，中华义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这恰恰是近现代国学研究与教育偏离本质的关键症结。从《礼记》的 “义理，礼之文也”，到孟子 “理义之悦我心” 的论断，再到宋代义理之学的成型，作者清晰梳理出 “义理” 的源流 —— 它并非玄虚的空谈，而是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在精神，是熔铸了民族道德、人文精神、生存智慧的价值体系。这种溯源，为义理学的重建夯实了历史根基。
而文章的核心价值，更在于阐明了建立义理学的四大必要性。其一，确保中国思想的完整性。作者批判了用西方学科分类肢解国学的做法，指出义理学能统摄中国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领域内容，避免传统文化沦为西方理论的 “填充物”。其二，弥补中华精神与道德的缺失。清代考据学兴盛而义理之学式微，近现代又沿袭重辞章考据、轻义理思想的偏向，直接导致国民精神滋养的匮乏，而义理学正是重塑民族精神底色的良方。其三，破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作者反驳 “中国没有哲学” 的论调，提出以义理学为根基重建中国哲学，摆脱西方哲学范式的枷锁，让中国哲学回归自身的思想土壤。其四，确立中国学术的独立主体地位。西化的中国哲学研究，本质是用西方框架曲解中国思想，而义理学的建立，能重塑中国学术的独有范式，终结 “汉话胡说” 的尴尬局面。
最令人触动的是，作者将义理学的重建上升到民族文化命脉的高度 —— 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也是近现代中国的最大文化损失。当下不少国学研究流于表面的辞章考据，或沦为文人的消遣，而义理学直指 “修身、明道、济世” 的核心，让国学回归到滋养人格、塑造精神的本真价值。
这篇论述不仅为国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更提醒我们：真正的国学复兴，从来不是复古怀旧，而是重建以义理为核心的精神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