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谋取公利”章句，如闻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这些论述将“利”的格局从个人得失，提升至家国天下的宏大维度，为今日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根本性的伦理尺度。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此言直指现代性困境的核心。 我们身处一个鼓励个体实现、市场竞争的时代，追求个人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然而，若此追求无限膨胀，演变为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精致的利己主义，便会侵蚀社会信任与共同福祉。荀子所言“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揭示了政治与社会行动的真正合法性来源——非为私权，而在公益。这启发我们审视诸多现象：企业是只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还是兼顾员工福祉、消费者权益与环境责任？政策设计是服务于特定群体，还是谋求最广泛民众的长远利益？自媒体是为博取流量煽动对立，还是致力于增进理解与公益？当“公利”缺位，“私利”的竞逐最终将使所有人受损。
“利一而害百，君子不趋其利”，这确立了舍私为公的道德勇气。 这不仅适用于重大抉择，更渗透于日常生活。例如，在职场中，是选择对团队整体有利但可能让自己暂时更忙碌的方案，还是选择方便自己却增加他人负担的做法？在公共空间，是为一己便利乱停乱放，还是多走几步维护通行秩序？黄宗羲“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境界，正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精神的继承，它要求我们超越对个人舒适区与既得利益的执着。
实现“公利”，需要智慧平衡“义”与“利”、“一时”与“万世”。 “惟义所在”是总原则。追求公利，并非否定合理的个人权益，而是反对“苟就”“苟去”的苟且之势，要求以正义为准绳。同时，要有“利在万世”的历史眼光。许多真正有益于天下的事业，如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往往见效缓慢，难以满足短期功利核算，却关乎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这要求决策者与行动者具备超越任期与眼前业绩的远见与担当。
于己而言，践行“谋取公利”可始于三重自觉：
1.视野的转换：在思考问题、做出决定时，有意识地将“这对更多人、对整体环境、对长远未来有何影响？”纳入考量框架，培养从“小我”到“大我”的思维习惯。
2.行动的担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承担公共责任。小至社区事务的参与、公益活动的支持，大至职业中对专业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坚守，都是将公利付诸实践。
3.对“义利之辨”的持续反思：在复杂情境中，不断叩问何者为真正的“义”与“公利”，警惕以“集体”之名行不义之事，也避免将个人诉求无条件等同于公共利益。
谋取公利，归根结底是将个体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意义之流。它并非要求人人成为圣贤，而是启示我们：个人的真正福祉，最终深植于社会的普遍良善与可持续发展之中。唯有当“天下受其利”成为共同的追求，我们才能走出零和博弈的困局，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加温暖的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