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是以为义利之事，萍水相交至诚而倾覆之间荣枯也，是故义利相须，若巨舟之凭枢辖。舟无枢辖，则湍流惊风足以覆其体；利无矩义，则私欲恣肆足以溃其心。盖立身行道，必先定所守，而后可驭外物。古之明哲，咸以正心为御利之要：遏躁妄之私，立中正之则，使嗜欲不侵其志，谋为不悖其常。心存正道，则清贫不改其度；志溺贪求，则尊荣适足招殃。是以古之贤臣志士，皆以守道为先、驭利为后，澄心寡欲以立品，循理度势以经世，终能全身济国、免倾覆之虞。由是可知，义为利本，利为义资；二者相涵，不可偏废。君子临财，必先叩心自问：“义当奈何？”若义在可受，虽千金不避；义在不取，虽一毫莫拔。临难亦然，或赴汤火以全仁，或卷怀退处以守义，一视义之去就而已。推而广之，为治者以义制利，则政平而俗阜；为商者以义率利，则业久而名彰；为学者以义养心，则德崇而志远。若以利为的，以义为障，则利未得而祸已伏；以义为的，以利为助，则义既成而利自随。是以自古圣贤，未有不以义为权衡而能久安长治者。舟得舵而涉江，利得义而行世；此理历万劫而不易，放四海而皆准。学者苟能日诵斯言，躬行斯道，则虽处利海之横流，亦可稳坐义舟，以渡己渡人，同臻康济。且夫义利之辨，非空言也，实系乎风俗之厚薄、国运之隆替。战国之际，秦孝公用商鞅，徒见富国之利，不恤仁义之防，虽得一时之强，而二世即亡；汉武尊儒术，罢黜百家，以义统利，遂开四百载之基。唐之太宗，纳谏以义，薄赋以利，故有贞观之治；宋之王安石，急于富国，稍违义理，而新法终至纷扰。历观史册，成败之迹，莫不根于此。下至市井，商贾苟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则利源日长；若假货欺市，虽暂获厚利，终必自绝。匹夫匹妇，日用之间，一念及义，则财帛分明，兄弟无阋墙之衅；一念徇利，则锱铢必较，骨肉成仇。故知义利之界，即人禽之关，亦即治乱之机。凡百从业，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能于利欲炽然之际，先问“义当奈何”，则一念觉悟，万祸潜消；能于义理昭然之时，再计“利可共享”，则众利并兴，怨府亦息。此所以千古权衡，在义不在利；而利之所以可行可久，正赖义为之堤防、为之轨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