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之与义，譬如舟之与舵：舟无舵，则漂泊覆溺于风涛；利无义，则骄奢祸败于人心。故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非徒垂千古之教，亦示成人之范。董仲舒申之曰“身之养重于义”，盖言义者，养心之大药，养形之微资；义存则箪食瓢饮而甘，义亡则万钟千驷而辱。诸葛武侯出师二表，一则曰“淡泊以明志”，再则曰“思利虑害，思成虑败”，正以淡泊制其欲，以义理定其谋，使国家免倾侧之危。
是知义为利本，利为义资；二者相涵，不可偏废。君子临财，必先叩心自问：“义当奈何？”若义在可受，虽千金不避；义在不取，虽一毫莫拔。临难亦然，或赴汤火以全仁，或卷怀退处以守义，一视义之去就而已。
推而广之，为治者以义制利，则政平而俗阜；为商者以义率利，则业久而名彰；为学者以义养心，则德崇而志远。若以利为的，以义为障，则利未得而祸已伏；以义为的，以利为助，则义既成而利自随。
是以自古圣贤，未有不以义为权衡而能久安长治者。舟得舵而涉江，利得义而行世；此理历万劫而不易，放四海而皆准。学者苟能日诵斯言，躬行斯道，则虽处利海之横流，亦可稳坐义舟，以渡己渡人，同臻康济。
且夫义利之辨，非空言也，实系乎风俗之厚薄、国运之隆替。战国之际，秦孝公用商鞅，徒见富国之利，不恤仁义之防，虽得一时之强，而二世即亡；汉武尊儒术，罢黜百家，以义统利，遂开四百载之基。唐之太宗，纳谏以义，薄赋以利，故有贞观之治；宋之王安石，急于富国，稍违义理，而新法终至纷扰。历观史册，成败之迹，莫不根于此。下至市井，商贾苟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则利源日长；若假货欺市，虽暂获厚利，终必自绝。匹夫匹妇，日用之间，一念及义，则财帛分明，兄弟无阋墙之衅；一念徇利，则锱铢必较，骨肉成仇。
故知义利之界，即人禽之关，亦即治乱之机。凡百从业，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能于利欲炽然之际，先问“义当奈何”，则一念觉悟，万祸潜消；能于义理昭然之时，再计“利可共享”，则众利并兴，怨府亦息。此所以千古权衡，在义不在利；而利之所以可行可久，正赖义为之堤防、为之轨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