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提出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将义作为衡量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尺，明确了面对利益时的首要准则应是道义考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 “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从反面论证了舍义逐利的危害。他强调 “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揭示出义对人精神滋养的根本性作用远胜物质利益，阐明了义作为立身之本的核心地位。这并非否定利益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明确义与利的主次关系 —— 利需以义为前提，脱离道义约束的利益终将招致祸患。诸葛亮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的论述，则从决策维度完善了义利观。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前需进行周全考量，既要看到潜在收获，更要审视是否违背道义原则，是否潜藏长远危害。这种辩证思维与 “见利思义” 一脉相承，都是要求在利益面前保持理性克制，以道义为标尺权衡取舍。
这些经典论述构建了完整的义利观体系：以 “见利思义” 为行为准则，以 “义养大于利养” 为价值核心，以 “思利虑害” 为实践方法，以 “义利平衡” 为社会目标。理解这番义理，便懂得在任何时代，唯有坚守道义底线的利益追求，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长久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