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本是动力：饥而求食，寒而思衣，正因“缺”才生“求”。孔子亦许“富而可求”，说明合理的欲望能够促人耕读、兴业、济世。然而，一旦越界，便由“求”入“贪”，动力旋即化为祸端。此间只隔一线，守之则昌，逾之则亡。
历史提供了最冷峻的对比。唐朝贞观，太宗以“克俭节用”自敕，官不妄取，民得休养生息，遂成“夜不闭户”之盛世；反观唐玄宗后期，奢欲滋长，“春宵苦短日高起”，府库渐虚，藩镇日骄，终致安史之乱，同一王朝，由俭入奢，仅数十年而天壤之判。国家如此，个人亦然。和珅富可敌国，然多藏厚亡，乾隆末年被籍没时，家产折合白银八亿两，相当于国库十余年收入，本人亦身首异处；同期纪晓岚，俸禄所入，半以购书，半济寒士，身后仅余薄田数顷，却留下《四库全书》总纂之千秋功业。前者贪如火，燎原自焚；后者俭以养德，泽被后世。
从精神维度看，晋代石崇斗富，以蜡代薪，锦步障五十里，极尽耳目之欲，结果八王之乱中腰斩东市；同一时期的陶渊明，箪食瓢饮，却“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千古高节。石崇之富，顷刻灰飞；陶潜之贫，光照千古。可见贪欲不仅夺人生命，更吞噬精神；寡欲不仅保身，更能成全人格。
当今之世，物欲横流，对比依旧刺眼。恒大地产，私藏现金数吨，终日惴惴，夜不能寐；而对比下的小米集团，将利润大部投入医疗公益研发，打造智慧家居，为人民谋幸福。一人因贪而困于金笼，一人因节而胸怀天下。前者纵有广厦千间，仍觉地窄；后者虽斗室三间，却心宽天地。韩非子云“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在巨额数字面前再次得到验证。
如何防贪？老子提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提醒为人在临界点处“知止”。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欲望从“一身”扩至“天下”，便自然由狭入广，由私入公。节制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升华为更高远的追求：学者以知识为富，医者以救人为乐，工匠以精品为荣。欲望一旦与道义合体，便由“无底之器”变为“可盈之器”，有限的生命资源得以滋养无限的精神天地。
归结而言，贪欲与节制仅隔一念。一念越界，星火燎原；一念知止，滴水穿石。历史与现实反复昭示：纵欲者终被欲焚，守道者反以道昌。愿吾人以此为镜，外察史鉴，内问方寸，在“可求”与“不可求”之间立稳脚跟，让欲望成为向上的阶梯，而非坠落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