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语境中，“仁”字从人从二，甲骨文中已有“千心为仁”的会意象形，暗含人际联结的纽带属性。殷周之际，“仁”多指向血缘亲族间的自然情感，《尚书·金縢》载周公“予仁若考”，即以孝悌之德为“仁”的初始内涵，这种基于宗法关系的亲亲之爱，构成了仁最朴素的情感根基。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促使思想家将“仁”从具体伦理规范中抽离。孔子创造性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通过“克己复礼”的实践路径，使血缘情感升华为普遍性的道德自觉。孟子进一步深化仁的本体论维度，从“孺子入井”的恻隐之心论证“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将外在伦理要求内化为先验心性。这种以心性论重构仁学的方式，既保留了情感的温度，又赋予其“天之所与”的形上高度。至宋明理学，张载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正蒙·诚明》），王阳明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学问》），最终使仁突破人际范畴，成为贯通天人的宇宙本体。这种层层递进的建构过程，使“仁”既扎根于华夏文明的血脉深处，又具有超越时空的哲学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