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不是寒酸，而是一种对欲望的自觉减法；奢也不是富贵，而是一种对欲望的放纵加法。两者之差，不在钱包厚薄，而在心量大小。古人把崇俭戒奢列为“义理”条目，并非教人做守财奴，而是提示一条最朴素的公共生存法则：当欲望的增速超过资源的增速，裂缝便从个人蔓延到天下。
钱大昕用一句话厘清“俭”与“吝”的界限：对自己吝啬、对别人慷慨，谓之俭；反之，便是吝。俭的底色是推己及人，吝的内核是损人利己。清代盐商宴客，一席万金，席间却用碎银打赏童仆，这是典型的“吝”；而左宗棠西征时，每餐只备一荤一素，却按时足额给兵勇发饷，这才是“俭”。前者把财富变成炫耀，后者把财富变成责任。奢侈往往以慷慨的面目出现，实则暗含剥夺；俭朴常以寒酸的外貌示人，却悄悄成就众人。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算过一笔长账：君子寡欲，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也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这笔账跨越阶层，直指人心。欲望一旦失控，资源再丰沛也填不满。乾隆晚年六次南巡，耗费国库白银两千余万两，河道、盐政、关榷层层加派，民间“摊丁入亩”后的余粮被反复征调，盛世肌理自此留下暗伤。而同时期的徽商鲍志道，经营盐业富甲一方，却始终布衣蔬食，家用不过中人十户之产，却把大量银两投入义学、义渡、义冢，使一方穷巷子弟得以读书、远行、归葬。节俭让他有余力承担公共责任，奢侈则让朝廷失去回旋余地。一盈一亏，天下格局悄然移位。
俭的好处，古人总结为“养德、养寿、养神、养气”。石成金《传家宝》里说得很实：肠胃清虚则神不昏，于人无求则气不屈。看似养生，实则养心。诸葛亮在给儿子的信里留下八字箴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不是清教徒式的自苦，而是把欲望调到适度，留出心智空间去照看更远的人和事。曾国藩带兵时，每餐一荤一素，布衣布靴，却能在军帐里写出《爱民歌》，让士兵在苦寒中保持士气。俭让他有余裕思考战略，也让他有余裕体恤士卒。奢侈者往往被当下欲望填满，目光所及不过席面之间；节俭者反而因留白而获得纵深。
奢的坏处，则像温水煮青蛙，慢而难返。孔子把“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列为损者三乐，意指纵欲带来的快感最廉价，代价最昂贵。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南宋权臣贾似道建“半闲堂”，奇花异石、穷极工巧，宴游无度，边事危急仍日夜笙歌。十余年后，元兵渡江，半闲堂化为废墟。奢靡不仅掏空国库，更抽空意志：当习惯高台华宴，便再难适应风霜露宿；当习惯夸多斗靡，便再难接受简素约束。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今日物质丰盈，奢俭之辨并未消失，只是换了面孔。线上购物24小时不打烊，算法不断推高欲望阈值；社交平台竞相展示“精致生活”，把奢侈包装为成功标配。与此同时，全球资源紧张、碳排放超标、生态告急，都在提醒：欲望的加速度若不被节制，崩溃会以复利方式到来。节俭不再是贫穷年代的权宜之计，而是富足年代的安全阀。它让个人免于债务陷阱，让城市免于垃圾围城，让地球免于超载失控。
崇俭戒奢，最终回到一个简单判断：是把资源用来喂养膨胀的欲望，还是用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前者通向衰败，后者通向长久。当节俭成为一种普遍选择，社会便能在有限的资源里养活更多的可能；当奢侈成为默认姿势，繁荣便会在炫耀与挥霍中迅速蒸发。古人说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不是道德高调，而是最清醒的生存算账。把账算清了，个人得以自安，家国得以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