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正道，是把个人生命的全部重量，押在一条超越私我的价值坐标上。这条坐标未必随时代潮起潮落，也未必迎合权势与利害；它更像一条隐形的经线，贯穿古今，要求人在任何境遇中，都把行为校准到与它重合的位置。
孔子说“政者，正也”，把政治还原为端正。端正并非仪容整肃，而是方向正确。方向一旦确立，权力才有重量；方向偏斜，权力越大，越加速崩塌。季康子问政，孔子只回一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位者若真把正道举过头顶，下位者自然跟随；若把权术置于正道之前，再繁复的律令也只是助长虚伪。忠于正道，在此首先表现为一种示范：一个人站的笔直，影子才不会歪斜。
孟子把立场推到极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殉，不是轻掷生命，而是拒绝把生命挪作他用。当制度与大道同向，人可以舒展生命去承载制度；当制度与大道背反，人必须以生命去抵抗制度。东汉党锢之祸，李膺、范滂明知下狱必死，仍拒绝自污求生，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绑定在“澄清天下”这一条线上；制度若不能承载这条线，他们便用生命去填补缺口。忠于正道，于是成为把个人寿命兑换成价值寿命的决绝选择。
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则把忠于正道的第三层内涵写尽：忠于信念，而非忠于成败。信念一旦被成败绑架，人就只能在胜利时昂首，失败时低头；真正的忠，是把昂首的姿态贯穿到底，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屈原投江，并非绝望，而是拒绝让楚国的沦亡成为信念的污点——他要用死亡固定一条干净的坐标，让后来者知道：国家可以亡，正道不能亡。
宋末文天祥被俘，元朝以宰相之位相诱，他只回一句“以身殉道不苟生”。这是对忠于正道的第四层界定：忠于是非，而非忠于祸福。是非永远排在祸福之前。后世评价他“照耀千古”，并非因为他挽救了宋朝，而是他在宋朝已无可挽救时，仍然让“是非”二字保持了绝对的重量。
回到日常，忠于正道并不只在慷慨赴死的瞬间，也在每一次拒绝折弯的细节里。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韩愈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都在提醒：忠的起点可以很小，小到一次不违心的拒绝；但正是这些微小的站稳，累积成社会的承重墙。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把“价值”放在“安危”之前，正道就不再是书本上的铅字，而成为公共生活的实际轨道。
因此，忠于正道是一种持续生效的公共算法：它把个人生命的重量压在价值的杠杆上，使每一次选择都成为历史天平上的砝码。砝码可以很小，但只要位置放对，就足以让倾斜的世界重新找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