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言必信，行必果”；《中庸》更推其本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之所以为立身本者，以群己之交、庶事之立，皆于是乎托。然细绎原典，“信”于儒家德目中，固有层级精微之辨：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进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非曲为失信者解免也，乃诏人：守信非不问是非而死守片言，倘所诺与至高之“义”相触，则以义为最后之权衡——原则与变通并行，其责于道德之自觉者转深。若夫恒常之境，信固为不可逾之底线。今世之交，一以信为基：契约之守、学术之诚、公共之序，罔不建于互信；一伪之作，所耗者终身之人格信用也。于吾，信莫先于场屋不欺、著述不窃、援引必著所出、称贷必如期；尤贵乎“慎独”，无人之地亦不欺。愿以是自砺，使信成于不待督责之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