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训“义者，宜也”，谓凡事求其所当然、适得其宜也。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辨，世或以为重义而轻利；细读《论语》，乃知其不然。孔子固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其所非者，非利也，非其道、悖于义之利也；又以“见得思义”列于君子九思。至孟子“舍生取义”，乃穷厄至极之境、价值轻重之决，非责人以旦暮然也。由是得一义利之正观：今世通商趋利，未为非义，要在以义制利，使义为利之防、之向，利乃可大可久。此境于学子非远：场屋之不欺、评骘之不伪、拾遗之不昧、竞逐之不毁约，皆“见得”时能否“思义”之试金石也。吾立三事以自守：非所当得，虽毫厘不取；可彼可此之间，必取其宜；当守公论，则不徇私情、不避直言。宁一时见屈，毋使吾心之“宜”有一毫之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