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孟子的决绝常被简化为道德口号，悬挂在教室墙上，供人仰视。然而，把它放回义理系统的整体网络中，我们会发现：舍利取义并不是一次性的英雄壮举，而是一种持续的价值排序机制。它把“利”与“义”同时纳入考量，却让后者永远拥有否决权；正是这种否决权，使众德得以稳固，使仁不至于滑向功利计算。
孔子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看似二分，实则提示了两种认知框架：前者把行为后果放在“义—不义”的坐标上衡量，后者只用“得—失”来计算。坐标不同，世界便被切割成不同的版图。2020 年，某跨国制药公司在疫苗试验尚未完成时，以“人道豁免”名义向市场投放产品，短期内股价飙升，却留下长期安全隐患；这正是典型的“利”坐标胜利——数字上的得，掩盖了道义上的失。
孟子用“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把问题推向极端：如果连生命都可以让位，还有什么利不能舍弃？这句话的现代转译是：任何功利最大化原则都必须预设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边界以内才是可计算的福祉，边界以外则属于人的尊严与正义。若失去这条边界，再大的利益也会变成赤裸的丛林语法。
刘向“义死不避斧钺之诛”把个人抉择扩展为公共示范：一个人舍生取义，激活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雷达；众人通过“看见”这一行为，重新校准自己的义利天平。2018 年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迫降事件中，机长刘传健在挡风玻璃爆裂的极端条件下拒绝弃机逃生，选择冒险备降成都，挽救 128 人性命。事后官方奖励他 500 万元，却并未冲淡公众对“义”本身的敬仰——因为人们清楚，在那一刹那，机长的否决权已先于任何奖金表。
回到总体视角，舍利取义并非简单地否定利益，而是在承认利益多样性的同时，确立“义”作为终极过滤器：凡流经过滤器的利益，才被允许进入生活；凡被拒绝的利益，无论多大，都必须止步。这套过滤器的存在，使仁不至于被稀释，使智不至于被滥用，也使众德能够在同一条价值河流中并行不悖。当过滤器失效，社会便会出现“利”的肥大与“义”的萎缩；当过滤器重新启动，即便是日常琐事，也会透出孟子所说的“所欲有甚于生者”的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