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之为国学核心，并不是因为它“应该”被供奉，而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中国思想的呼吸方式。陈杰思把经、子、玄、理、心一并纳入“义理学”，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中国学问从来没有按现代学科那样被切成互不往来的板块；它更像一张网，任何一个节点被扯动，整张网都会震颤。
不妨把问题反过来问：如果这张网断了，会发生什么？清末考据学登峰造极，人人争说“实事求是”，结果是忠信、礼义被挤到边缘。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并非天生冷血，而是精神空气稀薄后的自然反应——当经典只剩下可验证的字句，不可验证的“理义”便被当成形而上学废料，人心也就顺势“空心化”。
再把镜头拉到当下。2020 年武汉封城，日本援华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瞬间击穿语言壁垒，让中国网民泪目。它的力量并不在考证“风月”一词最早见于何典，而在于它激活了千年共享的“义理”——同体之仁、守望相助。若当时日方附上的是一篇严谨的训诂报告，效果恐怕适得其反。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义理不是古典装饰，而是跨文化危机时刻仍可共情的最低成本“通用语”。
另一面，当义理被现代学科收编，也极易失去总体性。近十年国内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课程表上却常见“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美学史”并列，学生像逛超市一样挑学分。于是，“仁”被锁在伦理学柜台，“礼”被归到社会学货架，“诗”则留在文学区打折。每个专区都灯火通明，但没有人负责把它们重新拼成一幅完整的生活图景。结果是，学生可以高分通过所有国学课程，却在地铁里对一位摔倒的老人犹豫要不要伸手——知识板块齐全，精神空气却稀薄。
陈杰思的倡议之所以尖锐，正在于它指向一种“总体性”的丧失：我们把传统切得越碎，就越难回答“如何共同生活”这一总问题。而义理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被切割——它要求每一次知识操作都必须回到“整全的人”与“共同的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难题不是如何在现代大学里再添一门“义理课”，而是如何让所有课程、所有研究、所有公共讨论都重新感受到那张网的震颤。否则，我们终将陷入一种荒诞：一边用最新数字人文工具统计《论语》中“仁”字出现的频率，一边在生活中把“仁”字删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