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仁由己,孔子认为，“仁”产生于人的良好情感之中，人若对于父母兄弟有“情”，便会行孝悌之道，若是对邻里乡亲及社会成员有“情”，便会以仁义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这便是说“为仁”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非“由人”，明确肯定了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即所谓“为人由己，而由人哉？”（《颜渊》），孔子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中提出了践行“仁”的道德修养方法，具体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性，包括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的实践要求，而具体做法包括“求之于己”、“笃信好学”、“躬行实践”三者，（1）孔子十分看重人自身的主体性意义，他认为“求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不可假手于人，推动力应该是自己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实践对象也应局限在自己的社会行为而非他人，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以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仁道”。坚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和“内省不疚”，严于律己的同时宽于待人，扪心自问无愧于他人就无忧无惧了；（2）孔子毕生追求知识，孜孜不倦的钻研真理，但又并不为了知识而知识，他认为知识的获取理应伴随道德的沉淀和德行的提高，“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批评了脱离道德修养的盲目追求学问的行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认为古时的学者治学是为了成全自己，而当今的学者只是为了追求名利、向他人卖弄学问而学，孔子的求学之道始终是坚持学问和处事结合，将知识同步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坚持“为己而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躬身实践，亲身体验。（3）行“仁”的关键在于“躬行实践”，当事人必须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上得来的道理，容易理解但太过抽象，难以按照“仁道”的要求付诸实践，孔子对于言行合一的要求极度重视，主张“先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人不能夸夸其谈，必须躬身实践而后谈其事，做不到的事切勿夸口，对于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人，孔子厌恶的将其归为“伪君子”的行列，认为其“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如同当代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身体力行者是判断道德修养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