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不同思想家们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各自不同。儒家并不反对个人追求正当的利，只是否定追求过当的利（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对待义利的态度能体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明晓道义，能够根据道义来行事，小人则只关注利益，根据利益来活动。而孔子主张“见利思义”，遇到有利的事情，要根据道义作为行动的标准，体现了以义制利的思想。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现了以义为上的精神。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面对梁惠王时，孟子直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国家应该奉行道义，才可能会有真利；奉行利益，反而最终会丧失利益。当然，他并非把道义作为利益的手段，道义本身就是目的，利益只是自然的结果，在个人层面，孟子明确提出“舍生取义”的主张，认为人应该追求道义甚至不惜牺牲。这也体现了他义重于利的思想。董仲舒进一步凸显了义利之间的对立。他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了道义是行动的唯一的根据，君子应践行道义而不计较结果的好坏。这一思想也为宋明理学家所继承。程顾说：“凡有利心，便不可”，强调修身必须完全排除欲利之心，朱子把义利关联于天理人欲，揭示了两者的根源：“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他也坚决主张修义去利。陆王心学虽然批判程朱理学，但在此问题上则与程朱立场一致，陆九渊教人首先在“辨志”，而“辨志”的内容就是“义利之辨”，他认为只有出于义的动机才是善的，而只有确立此志，才能修身成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