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并不指没有不同的意见而带来的天下大“同”，而是不同却能和。
“和”“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指不同事物、不同要素的和合与统一，“同”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西周末的史伯最先把“和”与“同”区别开来。《国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对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认为，多样性的统一能够创生出新的事物，如果都是完全相同就不可能有新的创造。用另一种东西来会和这种东西，就叫做和，由此人与万物就能得以生长和繁衍；如果是简单的同一的相加，就不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先王用土与金木水火相和合，由此成就了万物。史伯的目的是奉劝周王室多听不同的声音，不要抛弃“和”而专门喜欢同一，强调“兼听则明”。春秋后期齐国政治家晏婴也主张去同职和。他强调要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道，力图达成政治上的“平”。晏子指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另一方面，他把“清浊、小大、疾徐、刚柔”等相反之物的相济称之为“和”，进一步强调“和与同异”。人世间需要各种力量的并存共处，以他平他，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孔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春秋这种和同观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种运用。子思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所提出的中庸思想，对和做了更为深刻的理论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的思想可以看做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