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忠信是人之四本，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孔子认为当官者要崇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五种美德，要摒弃对人不加以教导只知道杀戮、不加以警醒而坐视其成、政令迟缓却要求限期完成、送人以物却非常吝啬，这一虐一暴一贼一吝，是四种恶行。“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廉耻说》）君子做到尊五美、摒四恶，才能从政当官，这是人性的温度、人性的方向。
孟子有四端之说，其中的“羞恶之心”即是知耻。有没有知耻之心，是人与非人的判定标准。“耻”和“廉”的连接，进一步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维度。“廉耻”不仅是立人之大节，更是立国之要义。顾炎武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痛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是发人深省的人类尊铭，具有不可磨灭的警示意义，值得后世永远记取。
《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说明实现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太平的政治愿景,前提必须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有君子人格的追求,有格物致知的实践,有诚意正心的体验,有内圣外王的理想。克治人欲,廉洁自律为民。“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隋]王通《中说.王道》） 存天理去人欲,为圣贤之道者必须有超越性,超越功名富贵,才能真正做到“道济天下之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反,名利之念一动,存心便是往名利处走了,行事便失去了公心,竟是以私意行事了,这便是人欲的陷阱。这人欲就是好色、好货、好名、好利以及由此而来、为此而生的种种闲思杂虑。贪腐,就是这人欲在官员一面的典型表现。面对如何做到克治人欲,廉洁自律这一命题,儒者提出“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汉]刘向《说苑.谈丛》）；“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唐]吴兢《贞观政要.贪鄙》）；“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等。
廉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廉政而廉政,廉政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治理,所以化人合道才是王阳明廉政思想与实践的旨归。“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宋］包拯《乞不用赃吏》）孔子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提倡为官者要做到廉政，为人民起到表率作用。这为之后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治理者、改革者开出了一条宏途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