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就其在我国思想史的一般表述而言，在王阳明之前，主要是关于“知识”与“知识的实践”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思考。《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或许是以“知”、“行”对举在文本上可以追溯的最早源头。而“非艰”、“惟艰”之说，在将“知”、“行”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的前提下，显然是更为清楚地强调了“行”的重要性。在孔子那里，例如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观点当中，“学”作为知识获得的方式与“习”作为知识的应用或实践，显然受到了同等的重视，但毫无疑问，“学”是优先于“习”的，是“习”的前提，所以一方面孔子亟以“好学”为倡导，同时又以“习”为知识之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孔子同样以为“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知识的获得过程，所以说“温故而知新”。“温故”即是“习”，“知新”则为“温故”的结果，则“温故”与“知新”无疑是作为同一个过程而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是知识的应用，也即是知识的实践，“知困”则是在“教”的过程中所蕴含的“知”。《大学》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养子”的知识是在“养子”的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荀子《儒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则以“行之”为“知”的最后境界。这些例子表明：虽然直至王阳明才正式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但在儒家思想中实际上却一直潜存着“知行合一”的思想因子。
王阳明论知行关系时表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谓“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道德实践论。
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重点放在“行”上。黄宗羲解释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按这样解说，“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它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反对知行脱节、言行不一。这说明“知行合一”论真正体现了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习近平主席说，“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我们学习、敬仰王阳明。这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有力地说明了“知行合一”学说在新时期不但没有过时，而是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以造福于人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