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所体现的人生“无待”维度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追求“利”必须以符合“义”为前提，这是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辨”上一致的观点。孔子极重视“义利之辨”。对于“利”，他本人是坚持“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他虽认可人追求富贵与厌恶贫贱的心理，但同时也告诫人们，获得富贵与去除贫贱都必得有一个前提，此即合于“道”。对于孔子来说，为人所敬仰的君子与为人所鄙视的小人正是在以求“道”为先还是以求“利”为先上区分开来，故而他反复提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注：《论语·宪问》。）“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注：《论语·里仁》。）。
曾子继承了孔子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他说：“鹰隼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鼍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亦即是说，“利”往往构成败坏“义”的诱因，故而曾子提醒人“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十三经清人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子思学派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也很分明，《礼记·缁衣》云：“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仁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弗信也。”（注：《礼记·缁衣》，并见郭店楚简《缁衣》。）在子思学派看来，君子取人的标准首重其人是否“好仁”“恶恶”，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
孟子也承继孔子、曾子、子思对“义”“利”的观点，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注：《孟子·尽心上》。焦循撰：《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孟子并不是要人彻底舍弃“利”，但他也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逐求“利”，那将成为像盗跖一样为人所不齿的小人，一国之人如果都以追求“利”为先，则势必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局面，故而他指出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要懂得以“义” 为先的价值。
与以上几位大儒相比，荀子对“利”的价值看得更重些，但荀子同样明确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注：《荀子·荣辱》。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9。）。荀子指出：世道的治乱只在于世人追求“利”的心理与追求“义”的心理孰先孰后罢了。（注：《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荀子提出一种“欲恶取舍之权”（注：《荀子·不苟》：“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大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要人在见到“利”的时候多思考其有害的一面，最终做到“欲利而不为所非”（注：《荀子·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