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常常是“仁智并提”，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 问仁，子曰: 爱人。问知，子曰: 知人。(《颜渊》)。一般而论，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和“智”可分属于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研究领域。而“仁且智”思想，既可以视为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一种描述，也可以在广义上看做关于道德德性和认知德性的期许，它发端于孔子，其后学多作生发、丰赡。
概括而言，从孔子开始的先秦儒家，始终将类属于伦理学领域的“仁”和认识论领域的“智”相与并提，并且常常将“智”作为“仁”的提前和辅翼提出。用字法中，“知”“智”通。先秦时期，尤其是儒家学者所谓的“知”往往聚焦于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等，而且 通常将对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视为仁德的前提。这种“仁 智并论”或“以‘智’辅‘仁’”的进路，为后世学者阐发德性与认识的关系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
儒家“仁智统一”思想本是一体两面，是兼而有之的，但在后世儒学的承传和演进中，“智德”隐而不彰，“仁德”不仅被过度张扬，而且更加被伦理道德化了。在以往，学者对儒家德性的理解多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仁”而忽略了“智”。尤其是宋明以来，德性的泛道德化愈发严重。这一进路所产生的影响有二:一方面，与伦理思想被大加张扬相对照的是，认识论的发展建构呈萎缩之势;另一方面，“泛道德化”思维流行，成为衡量其他领域的标尺，不仅产生了“唯道德论”的基调，造假的道德典型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即便在当今，“泛道德化”的基调依然成灾。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普通判断或评价依然充斥着过分而浓烈的“道德判准”和“道德乱用”，大有混淆伦理和道德、混同法规和舆论的后果。而在当代，学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在中国哲学中“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