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对“勇”的阐释，始终以“义”为灵魂坐标。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论断，揭开了勇气的道德内核——无义之勇如无舵之舟，或沦为作乱之器（《论语·阳货》），或堕为盗匪之暴（《荀子·荣辱》）。儒家推崇的“君子之勇”，本质上是一种以义理为根基的生命态度。
从血气到义理，这是勇的不同层次。苏轼笔下“拔剑而起”的匹夫之怒，程颢所谓“勇于气”的冲动，本质是被情绪奴役的野蛮力量，都是小人之勇。而荀子盛赞“重死持义而不桡”的士节，其核心是“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义理坚守。这种勇既非轻死暴戾，亦非盲目蛮干，而是以“理”为尺度的清醒担当，“当理不避其难”，这是真正的君子之勇。
勇与德性紧密共生，仁德与正气是勇的源泉。孔子直言“仁者必有勇”，仁心是勇气的活水之源。无仁之勇如无根之木（“勇者不必有仁”），终将异化为破坏之力；《吕氏春秋》点明了勇气依赖“气”的充实——此“气”非生理之气，而是孟子所谓“浩然正气”，是道德信念铸就的精神底气。失去道义支撑的勇，终将堕入“无气则虚，虚则怯”的溃散。
勇的实践是超越生死的义理自觉，最高境界的勇，体现为对生命价值的超脱。士君子“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并非轻视生命，而是以义理重构生死意义——当个体生命与天地大义相系时，“重死”恰是因敬畏生命价值，故愿以死护之；苏轼赞张良“卒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揭示勇者需“志甚远”的格局：真正的勇是心灵在义理滋养下的静定，能穿透眼前利害，直抵历史长河中的永恒价值。
儒家“正义之勇”的本质，是仁德内化后的精神升华。它超越血气之争，以义理为灯塔，在动荡世界中确立不倾的生命锚点。这种勇，既是对外在强权的抵抗，更是对内心怯懦的征服——当个体将生命熔铸于天地大义时，便能在“举国与之不为改视”的孤绝中，迸发出照亮黑暗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