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仁，义更具有人情味、更符合人的本能。你对我有恩遇，我对你有报答。这种重视感激他人的援助与知遇之恩的心态一直镶嵌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中，活跃在史书典籍的传承之中。中华民族不仅在现实中对义理躬身力行，更将其中的典范载入丹青，供世人汲取精神力量。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对豫让与赵襄子的恩仇故事进行记述，其目的就是要赞扬两人身上的大义风骨。从《史记》中我们看到的豫让并不是一位武功超绝的侠客，更像是一位平平无奇、头脑简单的武士。然而义的精髓恰好被这位无名之辈给诠释了出来，“士为知己者死”的烈烈侠义风尚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司马迁暗中还赞扬了赵襄子的深明大义与豪迈坦诚，对杀自己的刺客能够大度释怀并成全他对旧主的一片忠义。这种近乎依靠直觉判断决定行动的方式在今人看来似乎并不可取，但是它却构成了我们民族原生力量中不可磨灭的底色。随着理性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很容易陷入单纯的利害考量，更需要单纯的价值判断辅佐，衡量自身行为的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