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开始兴盛的以盟誓为表征的信是关于从具体事宜到一般性的功利、 权力、 秩序以至于情感关系的约定性规范。 这种信的实质在约定。 约定是建立在约定者之间相互对等的利益、 力量、 情感等基础之上的， 由此本可以发展出一套以契约之信为基础的不同于传统礼乐文化的新的正义理论。 但春秋、 战国时期的时代变革， 只是社会基础从宗法制度到秦汉以降的家庭、 家族本位的转换。 在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庭、 家族伦理及在其巨大影响下的政治秩序笼罩社会的情势下， 三代礼乐文化的复兴与损益就成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文化主流了。 孔子及先秦儒学是中国传统家庭、 家族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的拥护者和论证者，他们使春秋、 战国时期的契约之信依附于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礼义。 礼义要求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倾斜利益、 权力、 情感， 这对于开放社会中的独立主体的利益、 力量、 情感是不公平的。 但由于其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情， 儒家主导的从契约之信到礼义之信的转变为社会政治所认同， 进而也为日常的人伦生活所接受。孔子及先秦儒学以礼乐文化传统的礼义规范抑制、 取代具有契约性的信， 这是外在关系层面对信观念的改造，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在春秋时期思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信的关系规范之义，将其向内在情意层面解释， 使其成为一个标志人的内在德性的价值观念。 孔子认为信应该成为个人的内在品行、 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 “恭， 宽， 信，敏， 惠。 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反过来，如果没有信的内在德行， 则人际关系、 社会交往就难以进行，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 兒，小车无 兀，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孔子甚至把对信德的持守上升到 “饿死事极小， 失信事极大” 的程度： “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 ， 足兵， 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 无 信 不 立 。’” （《论 语·颜 渊 》） 这 里 讲 “民 信之”， 显然涵义是指民众对君主的相信、 信任， 但由于是在去兵、 去食的情况下仍然相信、 信任君主， 那么这里的信就更多地偏向于民众对君主的忠信、 诚信， 而没有君、 民契约之信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