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作为我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价值和精神追求。信的行为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论语》要求我们对待朋友要言而有信，以诚为先。信者，人言也；诚者，言成也。出言必成，其言方信；出言不诚，其言难信。中国自古就将“信”视为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周易》有言：“人之所助者，信也”。历史上，在个人家教方面，有曾子杀彘教育其妻子的故事告诉人们欺骗人者必将失信；在国家兴盛方面，有商鞅立木以兑现重金取信于民，使改革法令得到有力推行的先例，由此可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正如《论语》中所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失信于人将会在生活中寸步难行，“狼来了”和“洛阳商人因失信丧生”的故事也都以反面凸显出言必真实的重要性。
“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这是王阳明在为学工夫上的真心实意，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指的是真知与真行互相包含，从而将学问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同时，《传习录》中说：“意欲温清，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在王阳明的学说中“诚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诚意”，一是心之本体的“诚意”即是“良知”，此乃道德理性的作用；二是“诚意”的根本工夫就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就是绝对的道德理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诚意”本身就隐含了“良知”，“诚意”的工夫就在于“致良知”，将自觉的真知推致实际行动，方能做到“行与心应”。
另外，《荀子·不苟》、《礼记·中庸》、《礼记·大学》在论“诚意”工夫时，还特别提出了“慎独”的思想。《荀子·不苟》中说道：“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礼记·大学》又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也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是指要保持自己意志的独立自主性，不因有他人监督而行善，亦不因无人监督而作恶。操修意志与真心诚意是自己的事，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慎独”作为信的行为的一部分，不仅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同时也将人生修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信的行为于个人发展而言体现在修身、立言、为人方面，于社会交往而言关乎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否，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总之，信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石。在互相交往中，西方素有讲契约的理念，中国则惯有讲诚信的传统。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则都需要以信为前提和保证。若是唯利是图，背信弃义，那便会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所说：“信用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有了裂缝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连成一片。”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