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和”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突出标志，《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认为“和”的原则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亦即其“人生四绝”，并以此启发人们认识事物不能臆测，不能拘泥，而是要虚怀若谷，同时又要冷静灵活。孔子主张以“礼”为准则，以“中庸”调节人的德行，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朱熹也指出：“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过犹不及便是奢易与俭戚皆未合礼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提出，处理礼乐文质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于“得中”。所谓“中”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要在适中的秩序中进行调整和均衡，从而达到和谐相善。
《论语·子路》中提出“和而不同”，并把它提升到人伦道德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重义，不盲从，不苟和，故能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能与之和谐相处，而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一旦遇到利益冲突，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朱熹以此启示人们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投机、世故、圆滑、不敢坚持原则等问题。另外，孔子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在哲学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在“和”中保持“不同”，才是“和谐”的辩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达致“天下大和”。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关系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亦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周礼·輈人》云：“和则安”；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传》中也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之至也”。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可见，自古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对于国家安定、天下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十分重视“和”局面的保持，做事不走极端，主张求同存异。直至今日，“和为贵”思想仍旧是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同时也成为了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